两级社会的概念与中国古代史

两级社会的概念与中国古代史

李柚声

摘要：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并以此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发现，与世界所有古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维持和平的超级大国, 并将新出现的二级社会建筑在众多原初社会之上，这使中国古代社会生活长期稳定在原初社会或准原初社会的层次。作者历数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以说明中国战国前出现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并非偶然。与此相对，西方文明开始于城邦国家的典型二级社会，走了一条战争文明的发展道路。本文对中国古代主要社会层次为原初社会的可行性进行了严密的论证，而后列举了正反六方面的证据说明，中国战国前社会接近原初社会，并参照西方文明，作了讨论。与其他种种社会文化演化分期不同，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分类基于不同层次，如同人体细胞﹑组织与心肺等器官的区别，有不可逾越的一面，而为其他基于渐进型变化的社会文化分类所缺如。这一社会分层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文明史，尤其在解释东西方不同哲学思考时，显示出优势。作者推测，人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联结可能是人类建造二级社会的神经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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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然之人与人为之人

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就是﹕人类有语言而动物没有，人类文化的世代传承与复杂的社会建构都离不开语言。正由与此，由狼养育的狼孩完全像狼，除了外表长相外，没有任何行为表现提示它是人。一个长到二十九岁的狼人，见了同龄女子没有男女之间的情感，因为它把她看成不同动物了。人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我们在清醒时，脑海有不断的意念与思绪，即所谓意识，这里称为主体意识，因为这种缠绵不断的思绪是以“我如何如何”形式出现的。在美国教学，在加拿大度过暑假与晚年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杰尼斯(Julian Jaynes, 1920-1996)认为人类主体意识的出现是以语言为前提的，所以主体意识本身是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建构。[1, 2]  杰尼斯认为，这种“我如何如何”的主体意识的缠绵思绪需要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建构作前提，这种让“我”在脑海中随意游荡的时空场是语言建构的。杰尼斯主张主体意识晚出。他认为，在地中海文明圈，主体意识首次出现在三千年前。南美一个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民族，语言中除了昨天﹑今天与明天外没有任何其他有关时间的单词。现代社会中，五岁前的儿童全然没有时间概念。这似乎支持杰尼斯主体意识晚出的理论。[32，33]

依此推理，现代人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建构，即人类自己通过文化传统来制造的人。 这正是许多现代社会学家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性不过是一张任人描绘的白纸 (blank slate)， 人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We are, in short, what we make ourselves)。[3, 4] 作者觉得人造之人的说法有失雅观，改称人为之人。[5]

我国先秦诸子似乎对这种人为之人的概念已有清楚的认识。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所以荀子把能看能听称作人性，也就是一张白纸的意思。荀子又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荀子在这里讲的正是人为之人的意思。(《荀子﹕性恶》)

告子说，“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桊也”。(注﹕杞，音起﹔桊，音倦，杯桊是一种不加雕饰的木盘) (孟子﹕告子上) 在这句话里，告子把人性与儒家义的关系比喻成杞柳与杯盘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性乃是做成各种人为之人的材料。

庄子首先提出真人的概念，后来成为道教修炼的目标，不免有理想化的倾向。庄子的真人实际上是与荀子等人提出的这种人为之人(伪) 相对立的概念，这里称为天然之人，与人造人相对。如果天然之人仍是杞柳本身的话，人为之人就是杯盘了。由自然界的杞柳变成工匠手中的木料，经历斧凿的灾难过程，而后成为杯盘等器物。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但杞柳与杯盘是不同层次的事物，有如汉字与文章的关系。同样，在人类历史上，从天然之人到人为之人的演化可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但培养天然之人与人为之人的社会环境可处于不同的层次。

当我们把人类社会分成遗传限定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时即发现，二者属于不同层次。[5] 如下面宇宙进化表显示﹕生物世界分为七个层次﹕DNA，细胞，组织，器官，人体，原初社会，二级社会。所有动物社会属于原初社会，只有人类建造二级社会。

 

宇宙进化表

物理世界	生命	文化	意识
1.无
2.有
3.基本粒子
4.原子
5.分子	DNA
6.物体	细胞
7.星球	组织
8.星系	器官
9.宇宙	个人
10	原初社会	文化	潜意识
11	二级社会	文明	意识
12			理性认识系统
13			性灵与美学追求

 

人类从天然社会到人造社会，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个影响全局的关键步骤，现代社会科学界很少涉及。维基百科 “社会文化进化”条目罗列数十种人类社会分期，没有一种与人本身的演变有关，反映现代社会科学界强大的欧洲中心倾向。这数十种社会分期全部注重的是一个性质的逐渐演变﹔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属于不同层次之间的跳跃，其分级注重这一跳跃对人性与心理体验的影响。细胞不能脱离组织而直接进入器官层次。人类虽然可以建造二级社会，人类文明史的艰难历程足以说明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一面。艾柯阿尔德研究表明，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是一个战争不断升级史，伴随帝国面积与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扩大，直至两次世界大战。[6] 据陈平称，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十次人口死亡过半的大破坏，而这些大破坏全部发生在秦汉之后，在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时代的夏商周，一次也没有。[7] 这就是两级社会之间的沟壑之灾，也相当杞柳变杯盘的斧凿之灾，是不可避免的。

儒家讨论人性的善恶，道家提出真人的概念，说明先秦诸子注意到人类对天然人性的背叛。本文拟先理清天然与人造社会的分界，再从中华文明的特异性等导出中国战国前的主要社会生活层面是天然的原初社会，而非人造二级社会。

 

二﹑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

 

如果将人类自古至今所有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的二级社会，并以这一社会分层审视东西方文化，显示中国古文明基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而西方从一开始就走了人造二级社会的道路。

从定义可以推演出这两种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不同。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就是人类生来即有的社会，人性显然是这种社会的和谐与运转的支柱，人性本身足以使其稳定。因为由遗传决定，所以只有一种。由人类学研究显示，这种原初社会有150人左右，基于面对面交往，平等互惠的原则。因为他们面对面而又朝夕相处，他们之间有心理与情感的沟通，原初社会在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上是统一的整体，每个成员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原初社会有一个头人管理，这一头人没有强迫他人接受自己意图的能力，他只能靠说服与依从众人意愿，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对那些不服从领导的人，他没有惩罚的可靠手段。

二级社会既是人造社会，就有目标，也就是社会的思想体系。社会同时有相应的社会建构与这一目标相适应。如果把现今的二级社会看成以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社会，富有程度就成了社会奖惩与衡量的尺度，从而形成以财富多寡为标志的众多阶级与阶层。二级社会既是人类创造，自然会有无数可能的形式，一个社会只能选择一种形式，堵塞其他可能。为防止社会成员无节制地寻求其他可能，军队﹑警察﹑法院等法定暴力机关必不可少。在二级社会中，将既定意图强加于人成为可能，并成为组织大型社会项目的必要手段。在二级社会中，其成员不能与社会进行心理与情感的沟通。二级社会的统一性有赖全体成员对社会既定目标与方向的认同。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认知周围世界，特别是认知人类世界时的心态不同，导致认知途径与结果的不同。原初社会没有二级社会层次上的目标与功利，人们不会把自己追逐的兔子当成周围世界，他们在闲暇无事时观察世界，会同他们自身感受与以往的记忆，作为对世界的认识，因而他们看到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正像三两岁的孩子会把自己的小枕头与大枕头放在一起说，“枕头要找妈妈呀﹗”即把大枕头看成小枕头的妈妈。这是孩子从自己的体验来推知周围世界，又由对周围世界的观察认知自己，也就是天人合一。

二级社会有其目的，形成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个人的认知主体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目的指引下的认知过程有赖于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至出现以客害主，即对人性本身的背叛与改造，成为二级社会的人为之人。以二级社会开始的西方文明对中华文化持有负面批评包括﹕中国思想不注重知识论的纯理论分析和反思﹔中华文化和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人情﹔而作为文化与思想的基本素材或形式规范的中华语言文字，更是长于抒情的诗样而非长于说理的散文。[8]  中国古代传统视觉艺术(visual arts)描绘的是山水花鸟，也包括人物，而西方视觉艺术从古希腊开始就长期以来仅仅以人物为题材，直到十七八世纪风景画才相继出现于两个临海的国家﹕荷兰与英国。[9]  这解释只能是﹕二级社会的多样性传统导致战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迫使人类注意力聚焦在与其争斗的人本身所致。近代航海发展，使荷兰与英国向外开发，与其他传统文化接触，并且有从海上摆脱欧洲大陆军事威胁的可能，从而使他们向史前原初社会闲适心态回归，眼界得以开阔。

人脑分为左右半球，因病在幼年切除半个脑子的人可有正常智力。他们照样可以上大学，在拼搏智力的像棋赛上得冠军。因为两半脑之间的联结有限，右脑所得印象﹑感受等可能要编码后才能传递到左脑，而语言中心位于左脑，理性思维也是左脑功能。作者推测，人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联结可能是人类建造二级社会的神经学基础，用以说明两级社会不同层次式的区别。[2]

 

三﹑ 中华文明的特异性

 

作者以前曾多次强调中华文明的唯一性，用以说明道家学说为什么仅仅出现在中国。[10, 11]  世界上有六个原生古文明，即中国﹑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与南美的秘鲁。原生文明的周围邻居中没有更高的文明存在，而两河流域与埃及是唯一的例外。它们互为邻居，但二者虽然互相影响，却几乎同时发展成文明，不能把其中哪一个视为在另一个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次生文明，尤其是它们的文字系统不同。古希腊与犹太是两个次生文明，但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在这八个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显示了许多与其他古文明截然不同的特点，本文从八方面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特异性，以期说明中国古代形成类似今天联合国式的维持和平的超级大国并非偶然。

 

(一) 与海洋的远近﹕

当我多年前初次想到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这一概念时，我首先想到原初社会的人类有如生活在陆地上，是着陆的﹔二级社会的人类好像生活在海洋上，没有着陆，需要一个外在于他们船只的参照点来确定他们的位置。如果他们要原地不动的话，就要抛锚到海底固定﹔如果他们是在行程中，就有一个目的地做参照。而这个目的地是所有人共同的，个人无从选择。曹操在《观沧海》中说“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当你望着无边无际﹑汹涌澎湃的海洋时，你会感受到它那宏伟的力量与那海水遮蔽下的神秘莫测，而大地不会给人这种感受。海洋似乎更能激发人类对二级社会的需要与向往。

史前的所谓巨石文化大多沿海岸线分布，在欧洲是这样，中国的巨石文化据说也同样分布在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带。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众多的海岛上，也以各种巨石文化著称。这似乎不是偶然现象。这些重达数吨乃至数十吨重的巨石拖来竖起，或者堆成一个纪念性建筑物，或者雕刻成石像，就是今天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需要一个临时二级社会的建制来协调千百人作比较长期的努力。

根据哈维兰德编写的人类学教本，在他列出六个原生文明的地图中，有五个发生在滨海区域，其区域包括海岸线，中国的夏朝是唯一的例外。夏朝显然是个内陆国家。[12]  与商朝文化可能有关联的大汶口文化与红山文化均与滨海区域接壤，一般来说，他们的臣民是见过海洋的。但商朝系是中华文明的后来发展，我们不应将后来发展计算在内，所以中华文明是唯一的内陆文明的结论可以成立。

两河流域﹑埃及与印度文明的区域都很广阔，深入内地。次生文明的犹太与古希腊处于海边而区域狭小。同样，原生文明的中美墨西哥与南美秘鲁地区文明是沿海岸线的一个狭长地带。一个说法是，古人类由亚洲进入美洲后坐着简陋的船只沿海岸线向南迁移。如作为中美最早的文明发展的欧尔麦柯(Olmec) 与玛雅都位于海边地区，而秘鲁地区的文明首先出现于海岸线上，他们收集海滩上的贝壳类动物为食物来源。我们可以说，海洋在美洲文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正由于此，美洲文明以巨石文化著称﹕或为巨石雕刻的人头象，或为用石块建造成的金字塔类建筑。其实这类建筑是用石头或泥土建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建造了一个高大的物质偶像作为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使二级社会式的统一行动成为可能。对史前人类来说，这些高大的物质偶像可能与海洋一样激发他们相类似的心理感受，他们为表达这一心理感受而发展巨石文化的，后来为少数人利用而导向二级社会的建立。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海上生活的冒险性是陆地生活缺乏的。根据生活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租塞狄第斯(Thucydides)，柯理特岛上出现米诺斯文明后，他们的国王在公元前1600年控制了地中海。在这以前的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海盗与土匪是地中海地区的严重问题，他说﹕

“古代，当人们知道如何从海上到达彼此的驻地时，住在海岸上与海岛上的希腊人与野蛮人一样，经常依赖海盗行为为生。他们到没有城墙的乡镇以及村庄进行掠夺，他们靠这种掠夺维持生活。内陆一样到处是强盗，在希腊人部分居住区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内陆生活在部落里的人们仍然携带武器，就是这种古老掠夺习惯的遗留。在古时候，所有希腊人都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的家没有足够的防御设施，人际交往是不安全的。”[13]

人类最古老的诗歌集在中国是《诗经》，在印度是《梨俱吠陀》，在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一般来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与情感，用字频率的不同从侧面反映了这三个古代人民脑海中主要意象的不同，也反映他们社会环境的不同。作者统计了这三者的用字频率，为提高可比性考虑，作者以英文翻译为标准，《诗经》用了全文，《梨俱吠陀》与荷马史诗采取随机抽样。

海洋(sea/ocean)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 0.14%(74/53258);《梨俱吠陀》居中，0.05%(15/28017); 《诗经》最低, 0.015% (9/60856)。这和三种文明与海洋的远近直接相关，古希腊位于半岛上，离海洋最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经》的英文翻译用了九个有关海洋的词，而汉语《诗经》原文仅仅有七个海字，其中六处的海字含义为遥远的意思，如四海，海邦等。只有一处可能有海洋的意思，即《小雅﹕沔水》中“沔彼流水，朝宗归海”的句子(译文﹕那满满的河水流向东方，像诸侯朝见天子那样流向海洋)。但《诗经》里把大的湖泊也称海，所以“朝宗归海”的海字说的也可能是湖泊。结论是，《诗经》的作者们很可能没有见过海洋，并不了解海洋的真正含义。

三者神字(god/goddess)出现率却以《梨俱吠陀》为最高，0.87%(244/28017); 《诗经》为最低, 0.072%(44/60856)。似乎与上述海洋刺激二级社会的意念的说法不一致，但从其他字的频率可以看出，古希腊社会更具典型二级社会的性质。

战争(battle/war)出现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13%(68/53258); 《梨俱吠陀》居中，0.096%(27/28017); 《诗经》最低, 0.028%(17/60856)。这和三者的古代历史所描述的战争频率相一致。与此相一致的是，愤怒一词(anger/angry)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高，0.092%(49/53258); 而《梨俱吠陀》为最低，0.018%(5/28017); 《诗经》居中, 0.025(15/60856)。欢乐(joy/joyment/joyful)的频率以荷马史诗为最低，0.0094%(5/53258); 《梨俱吠陀》为最高，0.14%(38/28017); 《诗经》居中, 0.087%(53/60856)。就愤怒﹑欢乐的频率来看，古印度人民更具阳性情感，这可能与其强调宗教信仰而又相对和平有关。古希腊人民更具阴性情感，和上述海洋冒险生活直接相关。[14]

以下剩余七条进一步论述中华文明的特异性，限于篇幅，不再详细论述。

 

(二) 游牧民族的冲击下，唯有中华文明幸免于难﹕根据赵林先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从公元前三千纪末年到公元前600年。欧﹑亚﹑非三洲的古代文明均被这一游牧民族所侵占，只有中华文明是例外。[31]  根据狄米欧研究，由同样的气候干燥与沙漠化过程所引起的游牧民族入侵也发生在美洲。[15]

 

(三) 唯有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更加肯定的母系社会阶段﹕王玉哲列举了七方面的详细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早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母系社会阶段。[16]

 

(四) 早期人类迁徙性的保留﹕在世界上各大主要古文明当中，只有中国古文明将先民狩猎采集时代的迁徙性保留到很晚，很可能到达战国时代才最终消失。这与城市文明的西方恰成对比。孔子在《论语》中三次提到修德政来吸引远处的农民，说明孔子时代中国农民还有到处迁移的习惯与自由。

 

(五) 据作者考证，杰尼斯所提的双向脑人现象似乎独不见于中华文明。 [2]

 

(六) 水利工程的不同﹕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中国，都出现在大河流域，使人们想到水利工程在国家形成中的促进作用，即文明出现的水利工程学说。上四大古文明中，三个是灌溉工程，唯独中国是黄河泛滥的控制。近代考古发现，从奥尔梅克文明开始的中美文明有灌溉系统﹔南美文明开始于沿海采集贝壳为生的人，当然用不着水利工程，但后来国家出现后也有运河与灌溉工程，印加帝国即有大的灌溉渠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六大原生文明中，中国是唯一国家出现后长期没有重大灌溉工程的国家。灌溉与水灾防治对国家起源的促进作用明显不同，前者远比后者强大有力。

 

(七) 中国宗教信仰文化的原始性提示原初社会的影响﹕请读者参阅第六章。

 

(八) 中华文明似乎是唯一没有地域限制因子的文明﹕

卡尔内罗首先提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屏障学说，即地域限制因子 (circumscription)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学说认为战争是一种驱赶人类向四周扩散的办法，即如果你不向远处扩散，我就来攻打你啦。等人类没处扩散时，战争式的暴力就有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原因，也就是国家的出现。这一学说的另一表述说，让那些要摆脱国家控制而向周围迁移的人蒙受重大损失，导致生活水准的大幅度下降。人们为避免蒙受损失而忍受国家的控制与国家带来的不平等。[17] 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以及中美的墨西哥文明都以灌溉系统为特征，灌溉与否可使农业产量有数倍的差别，而埃及尼罗河两旁都是沙漠，逃跑者可能要失掉生命。秘鲁文明最早出现在沿海地带，以采集海洋有壳鱼类为生，离开这一地理环境就意味着丧失生活来源。所以它们都有所谓的自然屏障，而中华文明没有自然屏障，结果是他们不断的迁徙，到春秋时代，各国之间还存在大片荒地。战国时期的孟子还主张用仁政统一中国，而他的这一主张需要农民的自由迁移。

 

四﹑ 中国古代社会的二架结构与超级大国使原初社会生活成为可能

 

中国自黄帝与夏朝开始，就选择了屋上建屋的二架结构，即将新出现的二级社会建造在众多的原初社会之上，这一社会形式到战国时期才得以改变。又由于中国是他们所知世界中的超级大国，没有旗鼓相当的外在国家与其争雄，从而导致本文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仍生活在原初社会，或者生活在与原初社会近似的准原初社会之中。以下论述这一结论的可行性。

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的社会，除非受外在强力影响，人类有组成原初社会的天然倾向。下面即本文设立的重要假设﹕

 

在下列条件下，原初社会或准原初社会将自动形成﹕

 

1) 社群人数在数百之内，人数过多时，社群有一分为二的自由﹔

2) 社群内，人与人交往的方式是面对面﹔

3) 没有与二级社会接触，也未接受二级社会文化影响及思想输入﹔

4) 没有威胁生存的外在力量。

 

这一假设是由原初社会是遗传编码社会这一定义推演出来的，是必然结果。以下论证我国战国前的社会能够满足上假设中的四条要求。以下为三代时期整个国家的社会模式﹕

 

天子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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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家族    准原初社会+文人

｜

村落家族    原初社会

 

按本文定义，上模式图中的天子与诸侯应系二级社会，与原初社会的村落家族构成二架结构。实际上，天子与诸侯仍生活在近似原初社会的准原初社会之中，因为上述重要假设的条件一一符合。他们既无从受到二级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又没有威胁他们生存的外在力量。以下六条给予详细解释﹕

 

1) 天子﹑诸侯﹑村落三层的家族均以原初社会形式生活﹔

2 ) 天子与诸侯家族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较村落家族高，但十分之一的税收并没有改变村落生活闲适自得的格调﹔

3) 天子与诸侯虽不住在一起，但经常见面，天子与诸侯的人数在数百人之内，组成准原初社会﹔

4) 同样，诸侯与其所属村落原初社会头人组成另一级的准原初社会﹔

5) 以上各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均按原初社会的平等互惠原则处理与协调之间的关系，其管理依据原初社会头人的管理原则﹔

6) 以二级社会层次上的行政管理与军事冲突接近于零为理想，也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这样一个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首先由黄帝创立。史记开头就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学者们认为，神农氏可能代表一个时代，并非一个具体的统治者名字。在神农时代，农业发展了，人们生活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但这一时代的末期，由于局部的人口密度增加，或由于自然灾害而食物缺乏，暴力冲突不断，无人能够制止。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挑战应答的逻辑，面对这一挑战，出现了能人黄帝，他的应对办法是建立强大的军队，征服了侵凌诸侯的炎帝，又禽杀了作乱的蚩尤，从而赢得天下万国的和平安定。黄帝的功劳在于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久出现了尧舜禹这样众人称道的德治与无为而治的典型，足以说明黄帝使用武力是为了和平。大禹通过治水的公益工程进一步奠定了夏商周三代超级大国维持天下和平的建制。这和联合国维持和平功能不无相似之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即世界上的军事强权。

很多西方学者只承认文字出现后的商朝，这与本文引用黄帝论证并不冲突﹕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奠定的，而春秋时期的五霸与周王朝一起行使和平维持功能，上述夏商周三代超级大国维持天下和平的建制仍大致存在，这时关于黄帝与大禹的传说也广为流行。纵使是传说，对当时的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考也发生了影响，因为他们可以信以为真﹔而现代考古学发现的史前史实，如果当时学者并不知晓时，它们的影响就十分可疑。如果人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话，上古时期人们信以为真的历史是传说还是真实，相当一部小说内的虚构之虚构，其间差别甚微。

 

五﹑ 中国战国前主要社会生活层面是原初社会的证据

 

上面从理论分析论证了中国战国前主要社会生活层面是原初社会的可行性，下面列举中国古代正反两面的历史证据说明这一结论是历史事实。

 

(一) 早期诸子百家缺乏对二级社会的认识

 

诸子百家多属于统治阶级的下层，有机会了解上下层社会，而他们的学说大多以社会生活与政治管理为主题，但早期诸子百家显然缺乏对二级社会的认识，有力地提示中国战国以前主要社会生活层次为原初社会。

孔子与孟子都讲了许多显然不适合二级社会的话，而只能用面对面的原初社会中的头人管理系统来理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译文﹕所谓政治，就是行为端正。您以行为端正做表率，谁还敢行为不端正？) (论语, 12﹕17)。”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译文﹕领导自己为人正确，即使不下达命令，群众也会自觉去做；领导自身不正确，即使下达了命令，群众也不会服从。)(论语, 13﹕6)”这些话显然仅仅适用于原初社会的头人管理系统，这种榜样政治只限于面对面交往的社会圈子。二级社会的领导人要拿出办法来解决问题，给予下级以明确的方针与指导，并非事事能够以身作则就可以了事。农民至少整个冬天无所事事，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追求公益，似乎儒家全无考虑。而这种将国民的业余时间组织起来追求物质文明是西方的思路，似乎不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视野之内。

孟子反对用兼并战争来统一天下，认为只要实行仁政，得人心就可以统一天下。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提出了被现代学者李申认为是小康社会经济理想的具体标准。[18]孟子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译文﹕七十岁老人能穿上绸缎，吃上肉，一般黎民百姓不挨冻挨饿，他们的统治者却没有成为天下的王，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不挨饿挨冻，对老年人有较好的照顾，这并不难达到。现在很多国家与地区达到了这一标准，并未见统一，也没有完全制止战争。只有原初社会条件下，物质生活得到保证后，人们安心于懒散的闲适生活，才可出现大一统的和平局面。在二级社会中，总会有一些人想利用他人的劳动来实现他们无限制的野心，而二级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另外，孟子这种以仁政而王天下的说法，需要人口的自由移动，只能在原初社会条件下，既无国界又无户口概念才有可能。

老子在《道德经》第29章里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的意思是说：人类世界是神圣之物，不可对它有所作为，不可把它占为己有。老子这些话也是对上述二架结构系统的一种描述。就是说，天子与诸侯们对他们的下属社会不可为﹑不可执，即不能随意操纵，也不能占为己有，因为原初社会与准原初社会中没有绝对权威。

《礼记﹕礼运》中记载孔子的话说，“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为小康。”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从夏禹到周朝都属于小康世界，由礼仪制度来考查在势的统治者们的是非﹑诚信﹑过错﹑仁义以及前后的一致性。不遵循这些原则的统治者，人民将他们视为祸殃，要失去他们的位置。这同样说明这一二架结构系统中并无绝对的权威，统治者的去留由人民是否视他们为祸殃来决定。

 

(二) 道家与儒家同样以原初社会为理想

 

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正是对古代二架结构保存的原初社会这一体系的哲学概括，是原初社会生活的哲学化与理想化。老子以小国寡民的原初社会为理想，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儒家同样以原初社会或近似原初社会的尧舜禹时代作为理想社会。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很多赞美尧舜禹的话，《礼记‧礼运》记载儒家大同学说，更是儒家推崇原初社会的证据。《论语﹕泰伯》提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的话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译文﹕能做到无为而治的人，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不过是面对南方，庄严地坐在宝座上而已。)”

这就是说，中国思想史最先出现的道家与儒家两个哲学体系都以他们现实中的原初社会为理想。他们缺乏二级社会的亲身经历，也就无从提出二级社会的理想，是战国前中国社会主要为原初社会的又一证据。孔子对他的原初社会系统有具体的描述﹕他反对刑杀，反对诉讼，主张德政 (论语 12﹕19，13﹕11，2﹕3)。孔子以西周社会为榜样，《史记》与古本《竹书纪年》都记载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译文﹕周朝成王﹑康王时期，天下安定，四十年没有使用刑罚)。”  这足以说明孔子确实想建立一个没有诉讼与彻底摆脱残酷与杀戮(胜残去杀)的社会，并在西周时得以实现。按公元前1000年世界人口为五千万而公元前40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7%推算 [19], 西周时期的人口可能在一千三百万以上，四十年没有使用刑罚，那只能是上述的原初社会系统中，人性稳定社会的巨大力量得以显示。在人类历史上，如此规模的二级社会，没有刑罚，甚至刑罚轻些，都会陷于混乱。

 

(三) 夏朝与周朝的五服制度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必然结果﹕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等同的普世胸怀

 

《尚书﹕禹贡》与《国语﹕周语上》均有五服的记载，并用几乎一样的名字称呼五服。五服的意思是政治中心对周围行政区域的划分以远近为标准，而最外一圈行政区域称为荒服。《禹贡》说荒服地区可以任人居住，而《周语上》说，荒服地区的诸侯一生中来朝见天子一次即可。总之，那是超级大国的边沿，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边沿。这说明，中国古人认为自己是世界唯一权力中心，代表整个人类，因而他们也为整个人类负责，即一种普世胸怀。他们的文化也应是整个人类的原初社会文化，而非二级社会某一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代表全人类。政治区域与文化传播范围等同起来，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必然结果。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小册子里表明，中国王朝要的是天朝王天下的虚荣，并非实际的统治权。在经济上，朝贡也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价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为了显示天朝物力的丰厚，往往是打开仓库，听凭对方挑选。这就是中国古代没有对外贸易记录的原因。[20]  中国古代超级大国不是贸易的机构，也不是西方国家与民族的含义，而是一种人类大一统的文化建制。

 

(四) 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运转的社会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方向性的思想体系与相应文化。这里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没有组织整个社会奔向同一目标的社会机制，而这里的目标是指这一系统安全与稳定之外的目标，如财富积累，疆土扩张等。安全与稳定是任何社会体系存在的前提，不应与二级社会的社会目标相混淆。

纳贡与十分之一的税收换取超级大国的保护是中国战国前国家建构的实质，而这种超级大国的保护功能有赖于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的实力平衡与个人交往的相互信任。王朝实力大于诸侯，几个诸侯联合的实力就大于王朝，这是一个平衡系统。人性作为失衡后自我调整的主要指导力量，也就是人心所向，而这种人心所向不是今天文化灌输后的人心，而是天然人心。所以，这一原初社会的超级大国有保证本身安全与稳定的功能，但难以容纳其他目标。

伊亚尔将权力分为四种，即社会﹑军事﹑思想意识与经济。他分析说，所有复杂社会都有军事权力作后盾，但军事权力有固有的局限，即依靠军事力量者常常为军事力量所反叛，即中国人所谓玩火者必自焚。建筑在亲缘关系上社会性权力有面临不断分裂的可能，而思想意识难以垄断，所产生的权力与社会性权力一样，也难以集中。伊亚尔结论说，只有经济权力可以单独使一个政权稳定，而经济来源的控制权也是获得其他三种权力的捷径。[21]

和伊亚尔说法相一致，中国军事权力逐级制衡，对外可以对付蛮族入侵，对内没有绝对的强权。周幽王废太子，而被废的太子向他外祖父告状，结果京城陷落，幽王被杀。可见国王的军事实力存在于制衡之中。

财富积累文化将生产资料控制在少数人掌握的社会机制之中，将整个社会人口组织在内，一个人脱离了这个现存的社会机制就无以生存。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这样，当时人的生计是农业与狩猎采集，当时人口稀少，荒地很多，土地的绝对控制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没有建立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的机制。据王玉哲考证，中国古代自夏商到西周的国家只有点而没有面的概念，国家统领的华夏族据点之间任由少数民族居住。[16] 夏商两朝都多次迁都，而中国农业为刀耕火种的粗放型农业，也需要不断迁移。出现于战国时期的《礼记﹕大学》中说，“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这说得十分清楚，国家的财政来源主要靠拥护君主德政的民众。在《论语》中，孔子曾三次讲到用德政吸引远处的农民来归附。(论语，16﹕1，13﹕4，16) 这与上面提到的中国缺乏地域限制因子相一致。周厉王把山林收归国有，可能企图建立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控制社会的机制，结果遭到灭顶之灾。

结论是中国古代没有建立二级社会的管理机制，不可能进行埃及金字塔那样的生存与安全之外的大型工程项目。王朝与诸候的军事权力相互平衡制约，他们的社会权力又受农民自由迁移的制约。这可由生产力发展的限制来说明。中国当时已经掌握了冶金术，但根据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中国自夏商至西周都用木﹑石﹑骨﹑蚌作材料制作农具。[22]

外国学者安德森指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与其余两河流域﹑埃及﹑印度三者相比，中国是例外﹕农业技术仍然停留在接近于新石器时代水平，比较简单﹔城市化程度较低，商业不发达﹔似乎不曾卷入国家之间的征服、外交、商业，仅仅是与周边蛮族接触﹔体现其强权的战争仅具青铜时代的战车规模，其规模不大﹔奴隶不多，用于家庭，不可能将之视为奴隶社会。[23] 这些描述也说明中国古代缺乏二级社会运转的有效机制。

 

(五) 中国古代的军事冲突与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类似，而西方文明从开始就是不断升级的战争文明

 

由于上述超级大国与二架结构的社会特点，我国长时期的军事冲突富有原初社会暴力冲突的特点。史前人类在生存受到威胁时，也可能攻击他们的邻居，称为小规模袭击，多为饥饿所逼。当两个群体发生矛盾而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时，史前人类也通过按礼仪程序进行的战斗来决定。它允许双方展示勇气与情感，受伤多不严重，极少造成死亡。因为暴力并非基本人性，而是人类某种情况下才表现出来的周边潜能，所以饥饿与矛盾可能导致暴力冲突，同时更可能和平解决。这样的暴力冲突停留在个别现象水平，受人性的制约。所以人类历史数百万年来，这种冲突既不升级，也不增加频率。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把我国春秋时代的战争称为贵族战争，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24] 一句话，他们的战争还受人性的制约。战国时代的战争才真正具有二级社会战争的性质，战争是了建立与人性无关的强权政治，是不同社会取向导致的政治冲突。

西周以至春秋时期，兵农合一，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真正的常规军人仅限于保护王室的卫兵，为数很少。[25] 中国历史记载商代夏，周代商都是末代帝王失却民心，众叛亲离情况下进行的。但末代帝王的劣行记载则要在上实力平衡系统不允许叛离人性太远的背景下来理解。由于战争受人性制约，战胜一方把战败一方做妥善安置，并非把他们虏作奴隶。《史记﹕夏本纪》与《殷本纪》记载，商灭夏时“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译文﹕商汤王给夏朝后代一片封地，到周朝时，封在杞这个地方)。”周灭商时，“封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译文﹕周朝灭商时，把商肘王的儿子武庚禄父封为诸侯，以便继续祭祀商朝祖先，并命令他继承盘庚时代的政治风尚。商朝后代人很高兴。)”

西方文明来源于地中海文明，包括中东﹑北非以及希腊﹑罗马等。一开始就以商业与财富积累为特征，原有家族打破，尤其是两河流域与古希腊文明，以自由个人组成城邦社会，位于河边﹑海岸，成为交通与商业交换的枢纽。这样背景下的战争不再是以人性为制约的原初社会的暴力冲突，不再是在平等前提下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它以掠夺财富﹑资源﹑奴隶为目的。他们通常把战败国男人全部杀死，将妇女与儿童卖作奴隶。这给财富积累与战争不断升级提供了经济基础与社会运转机制。中国古代没有建立这样的二级社会运转机制，战胜一方俘虏很多人，没有人能够买这么多奴隶，他们只能给战败者以妥善安置，以防他们反叛。

艾柯哈尔德最近提出所谓辨证进化说来解释人类文明的进化，他如此描绘他的学说﹕“辨证进化说寻求文明﹑帝国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于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阳性反馈，使三者形成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前进的螺旋运动。除非阴性反馈建立而导致三者向反方向螺旋运动。” [6]

艾柯哈尔德用战役频率作为战争的度量，用帝国面积总和作为帝国的度量，用进入百科全书与教科书的名人数目作为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将这些名人称为天才，即天才的数目构成文明的度量。艾柯哈尔德的研究结果发现，整个世界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只有上升，没有下降。就一个地区而言，五千年中也有上升，也有下降。当支出超出收入时，此螺旋运动即反方向运动，文明走向衰败，表现为分散化，封建化，与异族入侵。艾柯阿尔德发现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不仅文明﹑帝国与战争同时上升，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表现为﹕奴隶制，种姓制度，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制等。[6]

这一学说可以用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的话 (约公元前540-470年)来验证，他说，“战争是一切之父，战争是一切之王。战争使一些成为神，一些成为人﹔一些成为奴隶，一些成为自由人。”

艾柯哈尔德的理论适合我国战国时期，并不符合我国战国前的情况，也不符合联合国成立之后的世界。学者们研究在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722年间的中国战争情况发现，与其他时代与地区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异常稳定，其稳定程度与二战后冷战时代的现代世界相似。[26] 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空前繁荣，天才大量涌现，并不伴有战争升级。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 31章) 。老子这里把战争胜利看成不好的事，因为双方死了人，要用丧礼来处理。后来文明史中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用丧礼来处理战争胜利的。如果一个国家硬要这样的做的话，它的军队就要失去方向，老百姓也要反对，它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垮台。老子的战争指导思想只适用于原初社会。

 

(六) 儒家仁义学说与礼乐制度是原初社会管理体系的延伸而非二级社会出现的指证

 

如果把儒家与道家学说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话，单是儒家或道家都不能概括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只有儒道互补才代表了中国主流文化的走向。作为一种哲学，儒道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思潮，中国文明开始时就有儒道互补的前驱思想了。

儒家学说以仁义说为核心。仁义学说是原初社会遭受困难而面临分裂时常用的方法，只是未必叫做仁义就是了。他们没有把社会整体性强加于任何成员的力量，只有用仁义之类的话提醒人们，希望他们不要分裂。

现代人有二级社会的经历，也失去了对这些话在心理与情感层面上的感应能力，古代原初社会人类对这些话的反应与我们有本质的不同。一个表面类似的情况是﹕两三岁的孩子淘气，父母屡说不听后叫道﹕“你不要妈妈啦﹗”孩子听后立即停止淘气。据说，六个月的孩子在得到一个新玩具而兴高采烈时就会与母亲不断交换眼色来达到情感与心理的交流。妈妈代表了孩子深层意识层面上这种社会交流的整体性，孩子不能割舍。

中国农村生活最接近道家原初社会的理想，某些地区至今仍有家族与族长。族长不再有召集家族会议的能力，他通过协商不断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行使族长的职能。当族内矛盾闹到影响家族的统一时，族长就通过亲朋向闹矛盾的双方发话。第一句话﹕“要有良心﹗”这就是儒家仁的含义。如果没效果，他就发第二句话﹕“要对得起祖宗﹗” 祖宗代表家族的整体，也就是儒家义的内涵。总之，在没有二级社会管理机制可用的情况下，人们仍呼吁人类的良心意识来维持社会统一与稳定。

在语言与社会建制不发达的原初社会，礼乐是一种社会交流与整合的系统。同语言一样，礼乐是一套具有内在结构的表意系统，未必涉及语言的使用。与法律与语言相比，礼乐更富于情感与心理交流。所有原始社会都有它的礼乐制度，并在社会运转中起重要作用。只有二级社会日趋成熟的今天，礼乐制度与宗教生活才退居次要地位。儒家强调仁义的同时强调礼乐，也同样反应儒道两家同以原初社会为理想，儒家以原初社会为模板治理二级社会的思路。

尤其是秦汉之后的儒家礼乐制度，其本身是二级社会的建制，但保留原初社会的特点。原初社会的礼乐行为可看成是上述原初社会心理与情感的深层意识层面上整体性的表达与交流，就像人高兴后要笑，而笑能传染，使周围人一起笑。儒家的礼乐制度适应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有人类自我表达的成分。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译文﹕从吟诵诗篇激发热情，然后以礼仪建立生活秩序，最后聆听音乐来成就一个人的宁静与高雅的身心气质。)”(论语， 8﹕8) 就是说由诗歌激发起来的情感表达成为礼与乐，即把礼乐制度看成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这是原初社会的思路，而与二级社会不同。原初社会的礼乐以怡悦人性为主，二级社会的礼乐以维持社会秩序为主。

这不能与宗教礼乐行为混淆。人类对原初社会心理层面整体性有先天需求，现今宗教礼乐行为有弥补与迎合这一需求的功能。

六﹑ 结语﹕历史影响

(一) 从大爆炸宇宙学看人类历史的偶然性﹕

我们在学校里学习历史，会形成一个误解﹕认为三四千年中国历史走过的历程是历史的必然。其实，由无数偶然事件才汇合成我们今天读到的中国历史。历史有无数其他可能，只有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才会换个角度看孔子，才会知道中国历史后来走的路正是孔子终生奔波而要极力阻止的。

从大爆炸宇宙学看，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也同样是无数偶然事件的结果。形成我们这个宇宙的大爆炸是一百多亿年来发生的唯一偶然事件。一种说法是﹕大爆炸产生无数正负粒子，这些正负粒子碰撞到一起后重新化为乌有，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正负粒子偶然发生意外，没有碰撞在一起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宇宙。

像形成宇宙的大爆炸仅仅发生一次一样，作为我们动植物大千世界起源的  DNA(核甘酸)分子，也只产生过一次。我们照镜子，镜子里的影像与我们一模一样，但左右正好与我们相反，即镜子里影像的左手是我们的右手。这在DNA的核甘酸分子称为左旋与右旋。如果DNA的核甘酸分子在开始时，同时产生两个以上，就会有左右旋两种。科学家检察的结果，只有一种，提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DNA的核甘酸分子。

像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人类的进化也是无数偶然突变的积累，而遗传突变是DNA复制过程的错误。这种复制错误可少到百万分之一，而且多数突变是有害的，甚至是致死的。

人类的文化与历史的进化也是这样。有人统计过，我们成年人每天要有六万个思绪或想法，大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每天六万个思绪或想法中，极少数才会转变成个人行为，进而再可能影响社会方向以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只能是亿万分之一。这里称这一过程为对每天六万思绪或想法的筛选过程。

这一人类思绪或想法的筛选过程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本质的差异。前者以美学做指导，允许许多在今天看来是梦幻的表达，而二级社会的人要按既定的程序与规则说话，还要与社会场合相符，即人为之人。

如果人类生就的原初社会动物，仅有建造二级社会的周边潜能，而这种潜能在原初社会表达为游戏与幻想的话，二级社会的建造就需要战争的催化，即艾柯哈尔德提出的战争不断升级的所谓辨证进化说。战争同样要对诸多偶然事件进行选择性积累，才能不断升级并伴有帝国与文明的升级。

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渊源，古希腊与犹太文明均属于仅有的偶然个例，二者都属于临海的小国，在强敌的包围之下生活。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迫使他们发展与众不同的方法以求生存。古希腊发展了民主制以求发挥所有人的积极性，而犹太文明发展了一神教以求统一行动，都是战争环境下弱者求生存的一种办法。

人人都熟悉的中国近代史充满偶然事件。历时十余年太平天国事件，累及大半个中国，略加分析即可发现由两个偶然事件引起，缺一不可，即洪秀权屡考不中的科场失意与他偶然看到一个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如果洪秀权考中举人﹑进士而进入仕途，就绝没有造反的可能。而他看到一个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是如此偶然，他事后都想否认，说自己梦见上帝完全是一种天意，并非受阅读的启发。孙中山组织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他没有参与的武汉辛亥革命一举成功。中国历史上女人当权较久的只有吕后﹑武则天与慈僖太后，慈僖活着时选幼年的光绪，死前又选幼年的宣统，而光绪被毒死。这一连串的偶然事件的结果才使孤儿寡母的清政府有接受和平交出政权的可能。

孔子之后的中国集权与统一同样是偶然事件的结果，不过年代久远，一般人不了解罢了。春秋时代，中国曾两次召开弭兵会议，寻求成立联合国式的国际组织来维持和平，这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传统办法。即使战国时期，七雄与一二十个小国也同样走的二百余年军事平衡道路，而非武力统一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天下，与众望相反，才倚重暴力而导致短命。秦统一中国实属少见的偶然事件。

 

(二) 秦汉后的中国历史﹕

经过战国时期的血腥洗礼, 农民无处可逃，国家再不像孔子说的那样要用德政来吸引农民归附了。上述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的社会模式变为﹕

 

天子家族          畸形的准原初社会

｜

官僚及后备        文人集团 二级社会

｜

村落家族          准原初社会

 

这一社会模式与上述二架结构的社会模式主要区别在于中间的诸侯国消失，代之为官僚及后备文人集团。按费正清提供的资料，庞大的清朝仅用不到两万名官僚，但有125万获取科考功名的后备文人集团。[27] 汉武帝之后，以儒家学说为官方思想体系，与在野的道学互补，仍能以人类大一统文化的面目出现。亿万农民大众和前一种社会模式时一样是交税而换取和平安定的保证。原初社会体系出于天然人性，对人类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是这一系统强大包容性与整合性的来源，也是中华文明得以连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改朝换代仅仅是天子家族的改变，从同一后备文人集团中挑选一两万官僚而已。根据战争统计，秦汉以后到清末西方列强影响进入中国之前，这两千多年的中国缺乏西方战争升级与社会结构变化，而是周期性动乱伴有社会结构的超稳定。[34]

这一系统数千年来得以延续不变，也就意味着二级社会机制与中间阶层的薄弱。古希腊的雅典城帮仅十余万人，健全的二级社会机制使他们能调集各阶层的智慧与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成员的精力与时间，短时间内积累大量财富，建立强大的海军，树立宏伟的神坛建筑，创造博大精微的哲学与文化。中国数千年来没有类似古希腊这种庞大的二级社会机制的建造。这对物质文明发展有重大影响，对精神与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微。 但二者发展方向不同﹕西方向分析的精微度发展，中国向美学的高深度发展。

由于二级社会运转机制的开发不够，建筑长城与开凿大运河这样的大型项目，全靠行政命令，以至运转失灵，秦隋两朝骤然垮台。历史记载，武则天与汉武帝时均户口流亡过半而不垮台，同样说明二级社会层次上平衡机制的缺乏。至于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历史影响从整个人类来看更明显，中国虽也在其内，但不典型。史前人类像动物一样，营狩猎采集生活，妇女携带孩子走路，使哺乳期长达三四年之久，又由于高蛋白饮食，不利于脂肪储积，而低脂肪与哺乳是限制怀孕频率的自然机制。一万年前出现农业，是人类文明的开始，使局部人口增加而进入二级社会规模，人类开始建造神坛，沿海的巨石文化出现。农业发明导致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以及不携带孩子导致哺乳期缩短，使生育率剧增。但人与牲畜接触导致大规模的传染病，如天花等，持续万年之久，近代才为发达的医学控制。上面提到，五千年文明是一个战争升级史，在有闲阶层的监督下，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来支持战争，而被战争扫除的人，他们遗传与文化都不一定低劣。恰其相反，他们为人类固有的良心所误，死前没有来得及背叛人性而已。人类历史上的农业革命以及中东国家的建立都伴随人类寿命的缩短。人类在农业发明前与其他动物一样，不劳动，农业发明后开始劳动，其结果是增加人口而为传染病等弊病杀伤于儿童期﹔文明出现后，夜以继日地工作支持更多的人口，而为战争与灾荒杀伤于成年期。三万年前男人平均身高177厘米，妇女165厘米，而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男人身高175厘米，女人身高153厘米。[28]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之间不可逾越，文明人类等于掉入其间的沟壑中做无益的挣扎。如果现代人追求个人幸福的话，二十世纪北美自杀率剧增则足以说明从个人角度看，人类仍在做无益的挣扎。这相当告子所说杞柳变成杯盘之前的斧凿之灾，是难以避免的。其他社会分类都无法说明不可逾越的沟壑之灾。

在西方文明的攻势下，中华文明自鸦片战争以来，屡屡败北，就连共和国的名字都是欧洲两千多年前的概念。人类正在认识到非西方文明的价值。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根本性不同导致东西方从哲学思考到文化艺术诸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就都可以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不同来解释。中华文明的价值在于她展示原初社会力量与魅力，或许为人类指向新的社会思考方向。[29，30]

 

参考书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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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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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You-Sheng Li (2010):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Taoist Philoso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USA: Author House.

(All the poems studied a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A full text was used for the Book of Poetry but a random selection of 94 out of 1026 hymns was used for the Rig Veda and a random selection of five out of 24 books for the Homer epics: Iliad and Odyssey. Their sources were as follows:

a). Book of Poetry: 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

b). Rig Veda: http://www. sacred-texts.com/

c). Iliad and Odyssey: http://www.sacred-tex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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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obert Carneiro (1970):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7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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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 Sinha, Silva Sinha, V. da, Zinken, J. and Sampaio, W. (2011): When Time is not Space: The social and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time intervals and temporal event relations in an Amazonian culture. Language and Cognition, 3(1): 137-169.

[34] 柚声 (2012)﹕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文方战争文化的不同。《学灯》第二十四期。(http://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418)

(李柚聲：《換個角度看孔子》，蘇州大學出版社，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