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比较：秦晖“我们与当年传教士”一文读后感

李柚声(2017年九月)

摘要：秦晖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文革下乡知识青年与西方传教士来到同一边远的偏僻农村。其实欧洲宗教革命反叛的是罗马天主教廷，而给后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中国文化大革命反叛的是苏联原教旨共产主义，而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扫清道路，但只有前者导致彻底的政教分离。我们既不应否定基督教徒的信仰与理想，也不应否定文革知识青年的信仰与理想。本文以文革后期的基层社会生活来推测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那时生活中已经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先驱因素，但没有后来的权力腐败。本文把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做了比较全面的比较，显示了东西文化的不同，天然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的不同。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八亿中国普通人民心目中的文革不容否定，在这里没有上级派别斗争的残酷，而有人类天性中的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作为文革大学知识青年，在引领我到达而立之年的1963-1973这十年内：下连当兵与下农村当农民各两个月，与士兵农民同吃同住；在工厂当工人八个月，与同学一起过钱财不分你我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荒野上建医院的工地上劳动一年，经常夜战不眠；下乡巡回医疗一年，在农村挨家挨户访贫问苦，送医送药上门；在大三线军工厂职工医院工作两年。世界上这样成长而后立于社会的人是不多的，他们有权拥他们自己的人生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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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秦晖这篇文章[1]，勾起我自己许多类似回忆，也在此对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作进一步的比较，并遵循秦晖文章风格：在叙事基础上有所议论与分析，即用个人经历来说明问题。

秦晖文章结尾写到：“在金堂村面对那座教堂废墟，我想这些人(知青)与那些为了信仰而主动来传教的法国人更有天壤之别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是这些人(知青)也不是没有理想主义或信仰的推动。 ”

本文进一步发挥秦晖这一结论，强调文革知识青年理想与信仰的一面。我在1973年“回炉”进修与1979年考读研究生时都听到同学们议论：文革中最活跃的是文革开始时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跑回来进修与考进研究生也以他们最多。文革期间，那铺天盖地、响彻云霄的堂皇口号到处浸透着一个年轻求知的心，古稀之年回忆才知道，那浸灌成的只能是一颗终生为人类奋斗奉献的心。

我不是下乡知识青年，但我于197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远山区，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同一思想、同一时代的政治运作。大概在1972年，我与一位同事下乡医疗，与贵州下乡知青同吃同住两个月，给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也给周围农民看病，我们也与知青一起劳动。他们告诉我：他们刚到这里下乡时，也像我们毕业第一年劳动一样，干活时热火朝天，奋不顾身，充满着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也就是所谓“激情燃烧”的时代特征。

因为贵州山区，有开垦荒地的余地，与我生活在一起的知青们是集体住在农村房子里，在他们自己开垦的土地上耕种。

我故乡河北献县是少有的西方早期来中国传教的据点之一，那里的外国传教士在1950年左右最後离开前，朱德还亲自赶去处理此事。那些西方传教士不仅在当地建起宏伟的教堂，还在教堂旁边建了一座大医院，为当地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在外国医生与传教士全部走后，在五六十年代，这座县医院的医疗水平还长期远远高于周围县而吸引远处病人来就诊。

与秦晖一样，我也参观过传教士留下来的墓地，为那些来这边远农村传教的西方人献身精神所折服。第一次看到教堂留下来的圣母玛丽亚彩色朔像时，为那当地农村仅见的西方造型艺术的逼真而惊叹不已。

将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相比较却是学术界研究话题之一。作为文革青年而后成为下乡知青，秦晖与西方传教士来到同一边远山区，而我也有类似经历与人生体验。这里首先指出，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据有高度可比性：二者都为超越现实的理想所驱动，据有忘我的奉献精神。他们都是对人类文明传统社会的背叛，在现实中寻求更美好的社会生活,用自己的话语与行动感染不认字的农民百姓，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在正式开始以前，我们首先重温一下电视剧“渴望”的主题曲，而电视剧“渴望”正是从普通人情感角度来回忆文革前后这一时代的。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讯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重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将人类社会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二级社会面临无数不同方向。[2] 各种不同方向用不着相互否定，这里我把文革所追求的社会方向用八亿人民的情感认识来界定，用文革十年中基层社会生活样式来界定，而非领导人的讲话与文章。也就是舍弃“亦真亦幻”的取舍与忘却恩怨对错，而追求背后的真情。我们无权否定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文革理想社会生活的方向，他们有权从自己角度来理解文革而不容否定。

我在文化革命初期回家休假时，当地农村妇女不断向我讲述那些徒步进京看毛主席的孩子们：他们脸上流着汗水，腿脚上布满了因长途跋涉磨出来的血疱。当地农村妇女们是如此感动与折服：她们提着水，拿着布带与当时农民家中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赶到路边为这些孩子们服务。多年后提到此事时，她们眼睛里还浸着泪水。

如果说这些孩子背后没有信仰，如果说我见到的贵州知识青年们没有信仰，有谁能够相信呢？我初到贵州山区时，曾写过一首旧体诗词表达我个人的这种心情，结尾道：

安将此腔热血，撒向荒山乱石，温暖化霜寒，来年萌边草，翠绿漫高原。

如果耶稣与革命烈士是用自己的血肉来换取一个新世界，作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我是要把一身血肉扔在荒山乱石之间来滋润丛生的野草。平等的草野生活要从自己开始。

我是和亿万中国人民大多数一样远远站着跟大家喊口号来度过十年文革的，我大学的六十位同学中，工作后的二十科室同事中，没有任何人成为大会批斗对象，没有任何人有使他人成为大会批斗对象的能力。我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有两三次去保护文物以免被年轻人破坏。但我们同亿万中国人民一样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迈进。这也包括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才避免了五八年大跃进式的混乱而导致千万人饿死的可能。农村文革仅仅限于县与公社干部以及学校教员。但文革根绝了共产党官僚下乡的事，也就是摆脱了政府的各种干涉。农民开始管理他们自己的事，也就是更像他们五十年代前的准原初社会生活，尽管仍是农业社的集体生产。进入七十年代后，很多生产队开始搞副业，生产某些工业产品出售。在邓小平主政后的八十年代农业个体化运动时，这些搞副业的生产队抵制个体化，一度继续他们的集体化生产。

文化大革命在林彪事件之后就夭折了，此后毛泽东经常哭，甚至号啕大哭。此后全国基层对上级的文革推动敷衍了事。但心地善良的中国人民还是在心灵上与现实生活中向毛泽东文革的乌托邦理想靠近，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靠近。相比文革前与改革开放后，这段时间的中国人生活更接近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的儒道社会理想，所谓天然的原初社会生活，孔子所讲“不利不器”的道德美学生活。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有中国传统儒家大同思想的内涵。

近五六千年来，由于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导致人类文明史变成一个战争不断升级史，也就是人类与自己为敌。在战争生死存亡面前，人类日夜奋战导致物质财富与人类知识的积累，文明进步是以人类放弃幸福的天然生活做代价的。面对人类自我为敌的悲惨生活，才有了基督教的原罪与救世，也才有了近代的乌托邦与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

从1971年到1979年，我在贵阳南郊一座职工医院工作。我们每周都有所谓政治学习时间，成了大家一起聊天，谈知心话的时间，也就是所谓“交流思想”。出国后，我才知道，我们那时的谈话更像基督教教堂里的面对圣经的交心活动。第一次参加英国剑桥教堂礼拜活动时，我惊讶道：这不是我们文革表忠心活动吗？一边讲自己如何活学活用，一边高唱颂歌。唯一不同是抱在胸前的宝书颜色不同，一是红的，一是兰的。

文革后期常常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泛滥，也就是向史前无政府的原初社会回归，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国靠近。作为群众的我们对领导很尊重，但领导再没有晋级与改变任何人工资待遇的权力，群众也没有这样的希望与压力。我们上着班，很多人就外出买菜了。我们工厂工人就把比黄金贵很多倍的白金用来自制菜刀，这如同把贵族小姐的项链扔入屎坑一样，是对官僚等级制度的批判，也是对史前原初社会的向往。

我们当时的例行政治会议，大多陷于闲聊，比我们大几岁的医院基层干部经常抱怨说：到处搞得乱糟糟，连个肉、菜都供应不上。我们的医科主任就说：毛主席老糊涂了，可能有些老年痴呆了吧！在这种情况下，我多次听到年轻护士接着说：“不用急，等毛主席他老人家死了就好了。”

年轻护士的这句话集中表达了文革的原初社会的理想倾向，把央央大国的最高主宰看成可尊重也可抱怨的长辈老人。这也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真意：以自身情感处境来考虑对待他人。出于同一道理与考虑，在1976年四人帮倒台时，我们医院大喇叭广播批判江青的文章，旁边不识字的农民就跑来气急败坏地说：“怎么好骂娘娘呢？老天爷听了要生气、要降灾的。等着吧，我们都要倒霉的。”当地把皇后称作娘娘。

据说，老年妇女在回想她们的一生时，大多数一致认为在她们孩子小时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最有价值的年月。我现在以古稀之年的平静心情回忆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年月除了我的幼年时代外，就是1971-1979年在贵州医院工作的八年。

总之，文革群众与当时的青年学生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即使他们是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潮流中形成的理想。他们那忘我的热情背后有信仰，与基督教传教士的信仰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不同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而已。后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比前者更加宽容，宽容到拥抱失败的程度。他们才是认真执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加接近史前的原初社会，也就更加接近天然人性的本色。在残酷的二级社会竞争面前，基于人类天性的无政府主义只能以失败告终。

以上作为从我个人角度，也是从八亿普通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文革的乌托邦理想，而非从国家文件，更非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言谈角度来解释文革。在文革大背景下，中国人民的生活向平等、友好、奉献等道德品格靠近，而奉献的目标是中国八亿人民与世界人民，所以这种奉献包括宽容。文革一句挂在嘴边的话：为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如果政府推动文革要以残酷惩罚为手段的话，到了基层群众生活就变成了宽容：服务于八亿中国人民的前提就是对他们宽容，而不是改造他们。

以下我对文革知识青年与基督教传教士做进一步比较：

1)从弱小开始：基督教起源于犹太人的犹太教，在犹太人中受排挤，只有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传教，被罗马帝国镇压杀戮，真正的信仰越杀信的人越多，最後才得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被称为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维持欧洲和平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基督教起源的犹太教最先提出一神教，并且强调摈弃偶像崇拜的传统信仰，这与处在地中海众文明的犹太弱小民族有关，也与他们在摩西带领下长途远征寻找安身之地的家园有关。

以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工人运动也同样从弱小开始，包括早期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这种从弱小开始与他们的教义直接相关，他们同情弱小，导致文革青年与传教士一样：向弱势群体的基层大众传播福音。

2)人性善恶的不同理念：基督教坚持人性恶的传统看法，不断提醒人类可怕的前景，因为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则看到人类性善与改造世界的能力。我在“换个角度看孔子”一书中提到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与加拿大白人看法不同：他们倾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要打，而我抱对世界和平走向的乐观态度。[2] 文革知识青年在文革初期可能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出一个无产阶级掌权的共产主义世界，同样的文革知识青年今天倾向认同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是平等、友爱、奉献与宽容的必然结果。总之，适应于二级社会不同方向的竞争，基督教人士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中国文革知识青年就依据人之长情来看问题了。

3)思想灌输的产品：我虽然比秦晖大几岁，但我与秦晖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这也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们是接受基督教教育而成长起来的。二者都是达到一定教育水平才获得传教士与文革知识青年的标签。这里有必要指出：基督教与共产党政权都是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也就是现在说的政教合一。为了控制意识形态，二者都表现出打击异教徒的残酷，诸如基督教烧死异教徒与苏联中共处死内部异见人士。这些对我与秦晖二人成长，有何影响，则不可知之，至少这种影响不会进入农村的无知农民：他们还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之中。

4)教主是上帝或者世间某人的不同：基督教以上帝为教主，上帝并非世间一人，而前苏联却以世间一个大活人为教主，并且直接掌握世俗权力，掌握人间经济命脉。与圣经以及耶稣教导相比，基督教前后没有大的宗旨变化，仍以上帝、耶稣作教主，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有本质上的重大发展，所以苏联只能以列宁、斯大林作教主。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被讥讽为毛泽东造神运动，但八亿人民离毛泽东这尊神很远，其结果只能是瘫痪了毛与八亿人民之间的官僚系统，以至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感到指挥不灵。这也应是毛泽东文革乌托邦理想的应有之意：瘫痪大部分社会权力。

5)内部派别斗争的残酷：孔子与耶稣同样在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更加仁爱友好的理想社会，耶稣结束在残酷的十字架上。有学者估计，基督教早期蒙难阶段，被罗马帝国斩杀的基督教徒也远远少于各基督教派之间派别冲突死亡的基督教徒人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宗教革命战死的人数远远是人类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基督教内部新旧教派之间的战争。与欧洲宗教革命相当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根据秦晖教授的意见：政府镇压死亡人数远远多于文革不同派别之间武斗死亡人数。这里也把文革前官僚系统的所谓走资派看作文革的一派，相当基督教早期的犹太教与欧洲宗教革命时期的罗马天主教。

如果基督教的派别斗争激化成战争的话，苏联与中国等共产党政权内部派别斗争表现为残酷的清洗运动。由于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从来不给那些派别斗争的失败者以活路，至少要使他们失去一个人起码的社会尊严。

这种残酷的内部派别斗争出现在高层，并且在某个时段，但对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运动有深远的影响，包括严格的教义约束与成员的献身精神。一般说来，对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与文革知识青年来说，这种严格教义约束成就了他们身上的奉献与宽容，他们并不到偏僻的中国农村去表现排除异己的残酷。作者认为：这是天然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本质差异与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结果。

6)欧洲宗教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欧洲中世纪的罗马教廷再腐败，也远远不能与前苏联官僚腐败相比。毛泽东时代官僚再腐败，也不能与当下中国的官僚相比。但腐败毕竟是腐败，催生革命运动来纠正。这就是近代欧洲的宗教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苏联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背叛，也是对文革前中共政权官僚主义倾向的反叛。文革结束后，一位出身上海中层干部家庭的同事对我说：文革是一场以失败告终的反官僚主义运动。

欧洲宗教革命死人数目仅仅少于两次世界大战，宗教革命成立的基督教只能与原罗马天主教并立。如果说宗教革命给现代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话，中国文化大革命给庞大的中国和平进入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否则要有比苏俄剧烈得多的社会动荡后才有可能。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与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就有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文革知识青年的奉献精神，尽管与他们当日的追求可能表面上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整个人类追求理想社会，却终于二级社会不同方向的竞争局面的现代世界。

7)政教分离的不同：拜占庭帝国与基督教时代的罗马帝国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欧洲中世纪各国国王要罗马教廷加冕，但已经某种程度的政教分离，欧洲宗教革命战争之后，导致现世界彻底的政教分离。基督教局限于自己的宗教文化领域。中国文化大革命仅仅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类似现今基督教的活动领域，由于中共政权开始于政教合一，所以累及高级行政领导与官僚体制。当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得到全国上下认可之后，理应走向政教分离，即让文革开拓的以工农兵为榜样的乌托邦思想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政治经济的日常管理仍让邓小平一类人物来负责，严格遵循政治与经济的客观规律。这如同人体细胞生活在组织环境之内，不能干涉心肺等器官的运行，而心肺器官正常运行提供细胞组织环境的各种物质需要。据说林彪在九大之后就主张转向经济建设。

8)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加拿大的基督教徒告诉我：当今世界基督教可能有一千个不同派别。中国文革知识青年没有这么多派别，前苏联与文革前的中共内部也没有这么多派别。我个人认为：这些派别斗争的残酷性上，只有文革知识青年派别之间更宽容一些。我所在医院一个造反派头目在群众大会上领头呼喊：“打倒毛主席！”因为他是错喊，并没有人去追究。欧洲中世纪对异教徒的残酷打击转变成今天基督教众多教派的共存，而中国文革知识青年的宽容导致派别的泯没。

我们这里在比较一下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国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种主要世界宗教。在世界缩小到一个小小地球村的今天，道教也远远没有走上世界，我曾多次到加拿大多伦多寻找道教庙堂与组织，以失败告终。上述三种世界宗教却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这就是秦晖对比下乡知识青年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不同，也是道教与其他世界宗教的不同，与外国传教士相比，中国人似乎没有信仰一样。

包括下乡知识青年在内的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受中国历史上主流文化的儒道哲学影响，他们的信仰更加接近史前的天然社会，更加接近人类的天然本性。作者发现与世界所有主要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开始于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直到春秋战国为未来奠定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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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回到自己，以使本文接近原初社会情理交融的原貌。我生于1943年，但我家乡河北是共产党武装抗日的地区，日本投降后直接转为共产党掌权。所以我与秦晖一样，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在共产党领导下，文化大革命有个酝酿阶段，应该说与中苏分歧直接相关。中苏分歧公开化开始于1960年“列宁主义万岁”小册子的发行以及1963年九评文章的陆续发表之，这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酝酿了。

具体到我个人生活经历，从1963年到1973年是我沉浸在文化大革命气氛中的十年，也就是我个人的激情燃烧年代。1971年之后，是这种激情燃烧的余热，使我有下乡医疗的机会。在这十年中，我下乡当农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下连当兵两个月，下厂当工人八个月，在建筑工地上劳动锻炼一年，在农村下乡巡回医疗一年。这结果是一个在工农兵群里成长成人的文革知识青年，跟以往在课堂书本里成才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一样的。这就是文革知识分子的开阔眼界与务实的问题意识，外加面对人类的奉献精神。

1963年我考上大学，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读书，当时的我们就经常全班同学集中来政治学习，学习讨论九评等文章。当时我们还有劳动课，每年参加重体力劳动两周。第一年，我们是参与北大南面院墙的重建，用石块与水泥建成，我们就充当劳力来搬运石块。此后则是种水稻，在校园与附近农村水稻田里劳动。

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都养成清晨与下午课后在校园里长跑锻炼身体的习惯，边跑边说：“要为党工作五十年！”就是要锻炼出一个能够连续工作五十年的好身体。正是在这种校园内跑步锻炼时，偶尔看到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在我们前面跑步。

我们全班同学还经常进行军事训练，甚至枪击打靶，我们还下连当兵两个月，与军队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我们还经常半夜在校园内军事训练，导致同学掉入冬天结冰的池塘。我要卧在冰上爬过去，把同学从冰洞里拉出来。充分显示这种激情燃烧时代精神的，是我们全班同学半夜整装跑步到西山海拔520米高的山头。从北大到西山有二十多里，我们要跑到那里，然后爬上山头，自称作：占领520高地。之后，再下山跑回学校，随便吃点早饭即急忙去上课。

我在毕业后第一年劳动锻炼时，在一片荒地上建筑一座中等大小的医院，我们经常夜战不眠。以至于，我在建成前的楼上砌砖摸水泥时，经常控制不住自己，有打盹而失去意识的时刻。面对脚下黑夜的一片幽暗，我当时提醒自己：可不能这样，如果睡着后掉下去摔死，将是一件如何丢脸的事啊。这说明，在那奋力劳动的时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时代的精神要求。

从1969年到1970年，我曾随协和医院下乡巡回医疗，到农村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送医送药上门。以下为当时写的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六年学府苦寒窗，始今乐共农家忙。

朝霞扫星下地晚，晚风吹坡迎谷香。

大娘呼医携针线，阿嫂就诊怀儿郎。

最是令人难忘处，村头月下语心长。

我在1970年毕业到贵州参加工作前曾给自己立下做人的准则：说话要同情弱小、主持正义，把得罪人的话小心剔除；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毛主席的聪明老实二义处理问题，聪明谓多思多问，老实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等等。在我考研究生前，年年都被科室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而这种先进工作者是科室成员自由投票的结果，每年我都是得票最多的一名。即我成了科室所有人员都接受、都认可的工作者。

我于1979年全国高考研究生得以于同年出国，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四年，研究成果突出，得博士学位。于1987年又全家来北美工作，现已退休，在家写作。自1979年以来，前后近四十年，我人生的指导思想还是文革期间形成的：平等、友好、奉献，与宽容。导致在国外的生疏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不知道与人拼搏争斗，年年日日只知道用自己的知识与阅历在自己的领域内为人类解决问题，做贡献。虽然遵守法律与公众道德，却不知道尊敬身边的权力，也就是文革瘫痪官僚体制的直接效应。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娆勒(Janet Rowley, 1925-2013)发现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她的发现开始几年仅有日本与澳大利亚能够重复，我于八十年代初在英国首先重复出她的发现，此前后有瑞典与法国得出同样结论：即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是普遍存在的。在国内工作时又发现这种白血病特异性染色体变化与病人发病前接触农药与某些治疗性药物有关。这些发现才给后来癌症基因研究铺平了道路。

2005年退休后从事中英文写作，提出两级社会理论，对解释东西方文化差异与人类文明史据有重要意义。

总之，文革后我一直是以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来解决医学界与文化学界所面临的问题为己任，很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时仅仅是如何有利于身心健康，如同大学锻炼身体一样，是为了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我来说，毫无疑问，我终生的人生态度就是文革时期奠定的，也就是平等、友爱与奉献的精神。这与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不同，他们的信仰更宗教化，传给人们一种特定的精神食量，给人类建筑一种特定的精神社会生活，而文革知识青年是面对整个人类的。

最後讲一个验证此事的生活故事：我在加拿大医院工作十余年，始终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在冬天冰天雪地里，偶尔不能骑车，就步行上班。而医院科室同事都是开车上班，要每月交钱定一个医院停车场的位置。其中少数人才定购身体锻炼场所的一个位置，每星期两个晚上去那里锻炼身体。因为自己是唯一的骑车或步行上班的人，我保持文革工作时的习惯，主动取得人们的谅解。我告诉他们，我不会任何可以长期坚持的体育活动，诸如球类，我就只能用骑车步行上班来锻炼身体了。为了证实我的个人考虑，我还请求科室把偶尔有的跑腿与搬动家俱等活给我干，说是给我锻炼机会。在退休前不久，科室专门告诉我：以往有两三次流感流行，全科室人员全部先后病倒请假，我是唯一的例外，没有一次患流感。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我在寒风里骑车步行上班受到锻炼的结果，我则坚持说那是我每年都注射流感疫苗的结果。

文献：

[1]秦晖(2017)：我们与当年传教士。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961.html。

[2]李柚声(2014)：换个角度看孔子。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3]秦晖：我们当年为什么“积极”？自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59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