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聽隨思錄(21-25)

隨思21﹕從佛教徒的普世胸懷來看東西文化差異

纽约时报2014年八月第一个周末版以半版篇幅登载一篇题为《在一个受伤的中国城市，人们在拯救极其微小的生物》。文章讲的是青海玉树附近的佛教徒在耐心救助那些在河水退潮后而搁浅在沙滩上小虾。她们匍匐在河滩上，背上背负自己的婴儿，在细心地用筷子把那一只又一只的微小的虾拣起来，放入身旁的朔料桶里，然后再把它们放入河水中去。

玉树地区在2010年发生地震，导致三千人丧生，这一自然灾害导致当地居民的宗教热诚高涨起来。人们说，佛教教导我们要热爱与珍惜所有生命，不管那是一个多么微小的生命。他们声称说，有谁又能排除这种可能﹕即那些小小的虾虫中可能有不少是几年前地震中丧命者死后转世，我们不能再让他们转世后还要短命死在河滩之上。

一位白人妇女对我说，她无论变得如何仁慈，她可以不吃猪肉﹑牛肉，甚至不吃鸡肉，但不能不吃鱼肉，鱼离人类太远，她甚至说﹕科学证实鱼没有痛觉。我觉得这位白人妇女所说也有一定道理，我们总不能热爱珍惜细菌﹑病原虫的生命吧﹗

这位白人妇女的话与上面纽约时报报道相一致，他们对佛教徒拯救虾虫的做法感到惊讶，觉得鱼虾离人类太远，他们不能与人类有相同的感受能力。这与本博克两级社会理论有关，中华文明起源于原初社会，而西方文明开始于典型二级社会，竞争与战争迫使人们主客二分地看待世界。正由于此，圣经上帝造人而成为世上万物的主人，但人类从亚当﹑夏娃的儿孙一代就互相残杀，也就是西方战争文明的开始。

以原初社会开始的中华文明并不这样看待世界，《吕氏春秋﹕贵公》篇中讲到﹕

有个楚国人丢了弓，却不肯去寻找，他说，¡°一位楚国人丢了一把弓，另外一位楚国人得到了它，我又何必去寻找呢?¡±孔子听到这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楚国¡¯

俩字就合适了。¡±老子听到以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像老子这样的人，算是达到公的最高境界了。(原文﹕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 ¡®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

如果佛教徒比西方人道主义者进了一大步而把虾虫包括在人道主义考虑之内的话，老子比佛教徒又进了一大步，他把世界万物，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全部包括在他那大公无私的人道主义考虑之内。在原初社会的情感美学秩序中，包括景物在内，人类与周围环境有美学情感的交流。正像小孩子把小枕头放在大枕头旁边说，¡°枕头要找妈妈呀﹗¡±即孩子把枕头看成与自己一样，需要一个高大的妈妈。

中国儒道两家都以原初社会为理想，但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二级社会个人活动空间的建构，缺乏二级社会的规则与眼界。人类天然本性与良心固然重要，如果缺乏二级社会的行为规范，在当今的二级社会中，仍会出现在大街上见死不救的个别情况。

隨思22﹕不妖魔化紅衛兵、造反派﹐也不妖魔化任何人

一、从两首文革诗词来看文革青年的真挚可贵

1) 二登黔灵

作者按﹕1971年我同胡姓同学一起去贵阳，得以第二次游览黔灵山，并会见四年前第一次登黔灵时的一位当地相识。成此诗以记录当时心情。南明河流经贵阳市区。

隔四秋，

心悬念苦，

空恨无情梦过。

恰值年少，

天真烂漫，

私心儿无个。

志如钢，

情似火，

满腔热血为祖国。

结下，

这革命情谊，

山河永刻。

黔灵寻旧，

群峰里，

贵阳烟云遮。

追往昔，

峥嵘空稠岁月，

嗟嗟叹今我。

天无情，

人易老，

滚滚南明水流阔。

且来，

窗前细品淡茶闲坐。

2) 水調歌頭﹕讀毛主席詩詞

氣壯山河水﹐

情懷廣太空﹐

意共雲飄水潺﹐

碧海影長虹。

冷對反華惡浪﹐

兩霸稱雄世界﹐

比比盡蛙聲。

一歌動地詩﹐狂飆掃宇澄。

不屑顧﹐

千古詞﹐

俱閑情﹕

離愁別恨﹐

忍對流水落花輕。

且擬登山攜卷﹐

高頌霞光旭日﹐

琅琅逐東風﹐

遍染雲天赤﹐

映映透心紅。

　

上面兩首詩詞是我在文革期間寫的﹐其中寫到﹕¡°恰值年少，天真爛漫，私心儿無個。志如鋼，情似火，滿腔熱血為祖國。結下，這革命情誼，山河永刻。¡± 大学毕业后被分到贵州边远山区，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之心；我一位同班同学被分配到大西北荒原，他于1971年初冬寄给一首¡°水调歌头¡±﹐我原韵奉和了一首寄给他，我在词的结尾处写到，¡°安將此腔熱血﹐灑向荒山亂石﹐溫暖化霜寒。逢雨萌邊草﹐翠綠漫高原。¡± 这些诗词符合当时多数年轻的人的心情，只有真挚，没有狂热，并且不失淡茶闲坐的常人视角。只有个别人个别场合有过激行动，即使这些人也大多数在执行上头的指令，在顺应时代的潮流。

1976年四人邦倒台，我也与全国人民一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谴责文革的荒谬，之后并不作任何细想。2012年十一月韩素音去世时，才使我有回忆自己的文革期间心路历程的机会。在上世界七十年代的中国，少说也有一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韩素音是那年代里唯一一位经常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在上面诗词所表达的激情所统治的时代，也有少许单调之嫌，阅读与谈论有关韩素音消息成为我所在医院职工们一道绝代佳肴，人人品尝不够。

韩素音同我们国内大多数人们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当我读着韩素音文革初期留下来的文章时，我深深感到：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否认文革的初衷；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妖魔化紅衛兵、造反派。如果那仅仅是婴儿幼稚的一笑，正由于幼稚，才显现那笑容的妩媚。让那婴儿幼稚的一笑永留人间。

二、从美国文革青年的命运到毛泽东的晚年悲伤

韩素音是在国外热烈欢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少数学者之一，但欢呼文化大革命的国外年轻学生却成千上万。我八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学时听说，1966年初芝加哥大学学生听说中国文革的消息后，年轻学生们激动得彻夜不眠，这与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并当时情形没有什么两样。美国众多大学也与芝加哥大学一样，有一大批被中国文革激动起来的年轻人，这些美国学生比我们更不幸。面对强大的金钱为本位的美国社会，美国那些文革青年只能离开社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组成共产主义社会，在一起过共产主义生活，他们与我一样，颇有几分¡°安將此腔熱血﹐灑向荒山亂石﹐溫暖化霜寒¡±的自我奉献精神。他们的奉献精神也与我的奉献精神碰到同样命运，走进没有任何结果的死胡同。我读到的文献说，美国那些热血沸腾的文革青年所组成的共产主义社团，陷入性与吸毒的泛滥而后自我泯灭。

我们有必要指出，中国文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这在美国还有妇女与黑人的自我解放运动。我在芝加哥时，与一对白人老年夫妇聊天，他们提到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在1968年四月被暗杀后，他们三天没有敢出门，幸好有足够的食物而不至于挨饿。他们说，芝加哥很多人一个星期没有上班，大街上行人寥寥无几，像鬼城一样。美国的混乱程度也未必比中国文革好多少：西方人看惯了这种混乱场面，不像中国人那样大惊小怪。

我们还记忆犹新：1968年已经走向挨整阶段的中国文革青年是多么兴奋，因为文革学生运动正在席卷法国大地，我们天天拿着报纸，议论到深夜。法国文革运动与中国文革相似，而与美国文革不同。中国、法国文革不仅仅限于学生，有更深刻的社会基础与更广阔的社会参预。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导致了法国政府的更换，我记忆中似乎是戴高乐的辞职。这与中国文革早期学生运动一样导致各级政府变更，其结果之一：更多文革青年忘记他们的初衷，也就是上面我所写第一首词所描绘的心情，即四年时间的文革青年本人已经感到前后不一而又无可奈何了。在美、法、中三国中，只有美国文革青年组成共产主义社会集团而实践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没有中国与法国那样与其他社会改革相结合。

我于1979年秋乘飞机路过伊朗首都德黑兰时，正值伊朗学生运动高潮，到处可见¡°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大标语，并到处贴有毛泽东主席的头像。几个月之后，他们才开始进驻美国大使馆。我这一亲眼目睹的场面允许我使用美国、法国文革青年的字眼，尽管我也同时是遵循他们说法，并非第一个这样称呼的作者。我没有研究是否法国、伊朗文革青年有少数人最终和美国文革青年一样：自己组成共产主义社团。

但无论是美国、法国、伊朗的文革青年，还是中国的文革青年，如果他们不转变原有的思想概念的话，他们都会最终认识到：他们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世界是丑陋罪恶的，但他们敌不过现实的罪恶世界。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没有逃脱同样的命运，作者一次写到：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毛泽东有他悲剧的一面：他如果能向宋襄公再多学习一点，就不至于让自己的妻子自杀于狱中。毛泽东说宋襄公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把他自己定的规则全部抛到一边而进行的。据张戎女士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回忆录说，1971年的亲密战友林彪事件对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毛到死也没有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前五年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话，后五年是冷冷清清、不痛不痒，全国上下有气无力地批林批孔、批邓翻案风等等。毛本人晚年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像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与被弹劾下台的尼克松一样，所以毛特别同情他们。多年前他写过一首词，《鸟儿问答》，最后一句话是：请君充我荒腹。毛死前将它改为：试看天地翻覆。形势走向真如他所料：天地翻覆。试想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死前的五年长的时间里，享受自己的一败涂地而无所作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滋味。周围人说，他经常一个人默然流泪。毫无疑问，毛破坏规则而闯红灯出了车祸：在血泪冲刷过的文革时期政治舞台上瘫痪达五年之久。

我后来在国内读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毛竟不明原因地号啕大哭，这位受宠而被接见者，长时间不知所措。

三、互不否认与二级社会的多方向

近年新领导上台后，有前后三十年互不否认的话，即不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否认毛泽东领导与影响下的三十年(1949-1979)。这与本博客两级社会理论相一致，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毛泽东领导的文革代表一种二级社会方向而已：我们可以不同意，可以不走那条路，但完全用不着去全面否认那条路的存在与社会价值。作者坚信，恰其相反，将来社会要向原初社会的均平回归，而不是背离。文革热血青年没有出路，和艺术大师杰作在炮火面前没有出路一样，并不足以否认文革与艺术的价值。

网上维基百科这样定义红卫兵：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按这一定义，即广义红卫兵指文革期间一切带上红袖章的民间团体，而狭义红卫兵专指学校自发学生团体。这中间还有造反与保守派的分别，但这种分别是相对的，据我所知：很长时间的学校与城市都分成两派，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守派，即偏于保守的一派也极力打扮成造反派。正由于此，本文将下面所引王春南所说的造反派与作者自己参加的红卫兵等同对待，因为本文只能就作者本人经历与心理体验来写，所以将王春南说的造反派换成红卫兵，不再计较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维基百科的造反派条目中说，¡°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以上引自作者2014年八月初查阅网上中文维基百科结果)

就¡°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来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质要义，而代表这一本质要义的最响亮的名号就是红卫兵与造反派，所谓¡°奉旨造反¡±即上面作者所说的中国、法国文革青年¡°有更深刻的社会基础与更广阔的社会参预¡±。如果说红卫兵、造反派奉毛泽东的御旨，那么毛泽东又奉谁人御旨而导致晚年哭泣不已呢。 　

四、西方基督教历史上没有妖魔化基督教信徒的社会走向：如果他们在中国当政也不会妖魔化红卫兵

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称为文化革命，是因为侧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也就是精神、文化方面。西方学者经常把共产主义理论与基督教相比，二者同样强调精神与理想。这里我们回顾一下西方基督教历史是很有教益可以吸取的。

基督教徒早期正是一帮过共产主义生活的热情奉献者，他们不怕被杀头，在古罗马帝国内越杀，信徒越多，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承认。作者写到，

只有耶稣把对人类的关爱送到社会的最低层，当他说上帝爱每一个人时，他的声音是那样地暖肌肤，是那样地动人心弦。所以等公元313年罗马帝国被迫承认基督教的合法性时，也就离这个建立在残酷的奴隶制上面的帝国末日不远了。罗马帝国的衰亡有很多原因，基督教至少助了一臂之力，只是未涉及暴力与社会冲突。基督教极力反对剧院、竞技场、公共浴室等供统治阶级娱乐的场所，有钱的基督徒们开始把他们的钱捐献出来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这是罗马帝国以前压根没有过的事[1]。而罗马城市的那些竞技场与戏院等大型公共建筑正是罗马帝国的辉煌所在，是统治阶级的自豪与精神寄托，是罗马文明的象征。罗马帝国后期，城市的普遍衰败无疑伤了统治阶级的士气，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而在长达千年左右的中世纪，基督教是唯一维系欧洲文化统一与支持社会稳定的人文力量。[2]

如果文革反官僚时官僚腐败与今天的官僚腐败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的话，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们所反对的罗马教廷的腐败还未必到文革前中国干部的腐败程度，当时天主教的教廷、神父至少没有公开地结婚娶老婆。总之，在精神理想化道路上二者有可比之处，我这里就暂时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马丁路德开创的欧洲宗教革命相比较，来看二者的历史进程与结果。这二者都是对传统教义、教规的反叛，由精英人物发起，用发动群众的大民主方式挑战现有权威与秩序。请看以下基本事实：

1) 时间长度：文革十年(1966五月5.16通知-1976十月)；宗革(宗教革命)百年(1517-1648)。

2) 开始阶段：文革，铁板一块的走资派天下；宗革，铁板一块的罗马教廷天下。

3) 结束阶段：文革，从对走资派包容让步到四人帮倒台，某种程度的自由与宽容；宗革，自由、宽容的新气息，不同信仰以及不同政见的相互包容。

4) 代价：文革，死亡数百万人，经济崩溃边沿，；宗革，死亡七千五百万(包括间接死亡)，经济衰退。

5) 开拓一个新时代：文革，改革开放的大转折；宗革，为近代欧洲与现代世界扫清道路，直至两次世界大战。

对于文革新时代开拓作用论述较少，如果没有文革，中国最大可能是继续六十年代初的格式向前走很长时间。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大最快的一步是四人帮倒台，而这一步走得如此稳妥，全国没有一点乱子，没死一个人，是世界级的奇迹，也是文革统一了全国的认识：全国上下达到了那一巨大转折的默契。越南有法国统治时代，有东西混合文化的底子；纯东方文化的朝鲜更接近中国没有文革的前景，朝鲜有相当大跃进的千里马运动，但没有发生类似中国文革的运动，至少是目前僵化政治的成因之一。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据我多年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西方人没有丝毫谴责基督教徒的想法，尽管欧洲宗教革命比中国文革死人更多，更血腥。据说现在基督教有一千多种不同教派，这些教派出现至少部分与宗教革命有关。西方教派之间的争斗要比文革派别武斗凶得多，北美的感恩节就是来自欧洲受迫害的少数教派逃来美洲第一年庆祝农业丰收而来。

　

五、读共识网：王春南：对文革造反派的¡°妖魔化¡±是滑稽可笑的

我在共识网上读到王春南先生访谈录，标题为：对文革造反派的¡°妖魔化¡±是滑稽可笑的。(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40807110673.html) 我甚为赞同这一提法，既然批判文革，就不要重复文革做法。套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话语：无产阶级具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要在解放地球上所有人之后再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要消灭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并非消灭剥削阶级的个人。

我百分之百地赞成否定文革，但我们要否定文革本身，而不要否定参预文革的个人。虽然文革时期没有现在的宽松气氛，也不是全无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人们以不同的阅历与认识程度参预文革。一个具体人的文革参预，也有主动参预的成分，有随大流的成分，也有不得已的成分。所谓后现代，就是一个不承认终极真理的时代，不承认二级社会固定方向与规则的时代，也是一个允许从个人角度看待世界的时代。基于这一看法，我们应该从文革参预者本人角度来评价文革，尤其要从一个普通群众角度来评价文革，这与政府官方评价以及历史评价并不冲突。西方人说，你可以骂总统，但绝对不能说任何得罪公众的话，哪怕只是某个部分的公众。文化青年就是这样一个公众。

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基于对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剥削、压迫、战争等罪恶的愤恨与谴责，这样才有世界大同式的共产主义学说。我记得文革期间，报章经常提到一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否是马克思的想法，说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文革期间却大谈无产阶级专政，大谈暴力与武装革命的需要，甚至又红色恐怖的说法。如果说古代原初社会里偶而有暴力事件的话，暴力冲突是二级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成分。文革暴力程度远比欧洲宗教革命期间的暴力程度要低，但在一个儒家传统的国家，又有共产党强大政府存在，文革期间众多的暴力事件应得到谴责。

话又说回来，我小时学历史，学校老师对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等暴力事件并没有谴责，而是以一种赞赏语调向学生讲授的。从文革群众个人角度看问题，文革暴力与五四¡°火烧赵家楼¡±有相同的一面。尽管我本人反对暴力的非法使用。

文献

[1] RW Winks & SP Mattern(2004):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from the stone age to AD 600.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202-204.
[2]柚声(2009)：孔子与耶稣：东西人文的不同进化途径。自：《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

随思 23﹕十年文革的中国可有上百个不同文革

从两级社会理论看来，人类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方向，现今社会是历史上无数调整的积累，并无统盘考虑与成熟的设计。现今国内的腐败问题如何解决尚有众多不同意见与方向，更何况现今社会的未来走向了。作者在《换个角度看人生， 看世界﹕ 21世纪中华道学》一书中写到﹕

二级社会既然与人类遗传天性无关，就不受制于生物进化规律，而文化的进化有其独立性。既然不受制于人类天性，二级社会就有无数的可能形式，古代社会就多种多样，如印度的种姓社会，雅典的民主社会等等。目前国家一级的社会趋于同一，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是物质竞争的结果，也是弱肉强食的结果。故而目前的社会同一绝不等于人类已得到自己的理想社会。与目前同一的社会趋向相反，人类二级社会有着广阔的演变空间。

受人类天生就有的天然原初社会影响，年轻人与中国原有农民往往倾向均平社会的理想。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英国剑桥生活时，我的房东老太太就说，¡°学生与年轻知识分子历来左倾，但老年知识分子倾向于保守。剑桥的政治也这样。¡±她所说的左倾就是来自基层群众的均平社会理想，可能古今中外是一样的。西方民主社会走向是不同选民与民众平衡与妥协暂时结果，中国的文革也是这样。因为文革是一个批判现有体制奔向未来理想的运动，否认现有体制后的未来理想在不同人有不同的认识，如果说中国八亿人有八亿个不同想法可能有夸张之嫌，如果把相近的归在一起，也可以归类出上百中之多，当然也可以强行归为七八种。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不可能有完全的统一，尽管极权下人们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但不等于人们没有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他们用不同态度与语调顽强的表达他们的意见。在1966年夏秋，毛泽东与刘邓(刘少奇﹑邓小平)讲的显然是不同的文革，这成为刘邓被靠边站以至最后打倒的直接原因。如果毛泽东与刘邓有不同的文革，中国群众中也有不同的文革，只不过中央文件作决定时不予考虑罢了。

本博克2014-08-29日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是一个全世界流行的现象，不过未必叫文革就是了。如美国当时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以及黑人运动与中国文革至少是方向一致与互相影响的。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芝加哥生活时认识一对老年白人夫妇，他们告诉我，在1968年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他们三天没有敢出门，一个星期没有上班。三天后把原有食物都吃光了，饿得不行才傍晚时分偷偷出来找食物。他们说当时芝加哥像个鬼城一样，他们在我面前不敢说﹕当时芝加哥是黑人的天下，年轻黑人出来借机出来抢烧白人商店以表达自己的愤怒。所以说，美国文革与中国文革一样据有破坏性一面，为什么美国人认为那很自然，中国人就接受不了。

我自己参加了文革的全过程，开始是北京大学的所谓保守派的红卫兵，后来延续下来，转到医科大学后也这样。但自己周围同学中没有明显的派别斗争。1970年分配后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在医院工作。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同事没有参加过任何武斗，没有个人自发地批判斗争任何人，没有参预过任何今天看来太过火的行为，我文革中没有遇到任何人认为打死人是对的。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中，我与我的同学们多次保护大学文物建筑以防别的红卫兵来破坏，而我们自己没有毁坏过一件文物，也没有烧过一本书。我们都参加过很多批判会，我们举手喊口号而已。我与周围人都认为毛泽东与刘邓有路线分歧，但我们都一致欢呼四人帮倒台，支持刘邓平反。我断定﹕中国八亿人民多数像我这样参加文革，这样的文革参预者难道没有权力用肯定的语言为自己界定一个文革吗﹖我们在文革初期接受了毛泽东乌托邦思想，后来遇到阻力与麻烦，但用不着否认毛泽东乌托邦思想的美好与迷人，只是我们没有实现而已。我们接受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并不能说是受骗上当，当时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近两天在网上阅读了：杨继绳：鲜血使人猛醒¡ª¡ª血的神话（序，谭合成《血的神话》)(http://www.doc88.com/p-990232005870.html)。我觉得他下面的话说得准确、客观而又句句到位。他说：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造就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杨继绳这里讲得很清楚：¡°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所以毛主席一号召，他们就把官僚体制砸了个稀巴烂，但过后又恢复了。同样，美国黑人对美国白人到处掌权的优越地位不满，借马丁路德金被白人青年杀害的事件，他们迫使白人们三天不敢出门、一个星期不敢上班，但过后白人的社会优越地位并没有动摇。美国有前后联贯的黑人解放运动，中国民众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反官僚与追求均平社会理想运动史呢？如果有的话，文革将是这一运动史中的光辉篇章。

马丁路德金在1968年被杀，在大约二十年后我在芝加哥时美国才单独为纪念马丁路德金而规定一个假日，我在芝加哥大学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纪念活动时，深深为马丁路德金的豪放激进的话语所震撼，就像在文革时为毛泽东的豪放激进的话语而震撼一样。马丁路德金以被暗杀而结束，毛泽东以时常哭泣的晚年而告终，但他们的精神永存。

谭合成《血的神话》所讲的不是文革红卫兵造反派杀人，而是讲原管理体制得以恢复后对造反派与所谓阶级敌人的残酷屠杀，进一步证实文革造反的合理行成分。

随思 24: 从两级社会理论来看财富积累文化的由来与发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ª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的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恩格斯这段话很好地验证了本博客两级社会的理论，我们可以由几个方面来展示这一点。首先验证作者这一结论：西方文明开始于二级社会，而中国文明开始于天然的原初社会，所以恩格斯这段话是他对于对欧洲文明的概括，并不适用于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开始时期的大禹是抗洪劳动模范的形象，尧舜是道德的楷模，就连领兵征伐的黄帝也是为了持久的和平，使百姓免受诸侯征伐之苦。这里既没有财富、财富、财富的贪欲，更没有卑劣的贪欲所伴随的罪恶行径。

西方文明开始于地中海，他们一开始就将家族打破而组成二级社会的城邦，文明早期法律与二级社会道德习惯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建立起来，所以混乱与罪恶是不可避免的。正由于此才有上帝造人后悔的传说，因为人类而是地上尽是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ª贪欲与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这和圣经上帝造人后悔说一脉相承。欧洲哲学大师黑格尔指出，¡°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

与大禹劳动模范与尧舜道德楷模相一致，中国有孔孟¡°人之初，性本善¡±之说，至于荀子人性恶说并非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常常受到批评与质疑，近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人性恶并非荀子原意。这种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人性看法完全与中国文明的原初社会起源有关，因为原初社会是人类生活了上百万年的社会，不会发生西方文明早期的混乱与罪恶局面。原初社会的主人是人不是神，二级社会的主人是神不是人，二级社会开始的西方文明只能依靠上帝的谴责来恢复人间的社会秩序。

二级社会是人造社会，里面的人也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原初社会基于业余时间的闲适心态与即时的快乐与美感，而二级社会基于功利目标的追求，因而才有恩格斯说的卑劣的贪欲。作者在《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一书中写到，¡°从古埃及的金字塔建造，我们可以得知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动员它的所有臣民，用他们的所有业余时间，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他们不是象古埃及人一样造金字塔，却以同样的方式与热情做别的事。我们这里就称之为社会金字塔。如此这般，人类可成就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宏伟与壮观。各种社会金字塔背后就是每个文明国家与社会早已建造好的，无形的社会权力的金字塔，将社会金字塔现象不断发扬广大，推向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北京:线装书局，2009。第93-94页)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朝代财富积累文化比较发达，这就是宋朝。宋朝又两个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没有的情况：一是旗鼓相当的战争对手，二是发达的工商业。汉朝时代北方匈奴威胁也很严重，但他们文化落后，到宋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从汉族学来国家政治的一套，称为真正的旗鼓相当的敌国。发达的财富积累一定又发达的工商业，单纯农业财富生产有限。古希腊就有发达的工商业，他们制葡萄酒、橄榄油、陶器等到处贩卖。清朝虽然疆域不小，但财富积累文化并不发达，过得是闭国守旧而国泰民安的日子，等西方列强打过来，大清帝国并无招架之力，因为中西财富积累程度已经不在一个级别上，相差悬殊。战争拼的是人力物力，而物力就是财富，所以战争与财富直接相关。西方不断发展，正是物质文明的不断升级造成的，这与欧洲历史上不断升级的战争直接相关。而中国将西方三千年到战争升级史压缩在战国时期二百余时间内，而前后各有两千年的稳定期，战争规模与频率都变化不大。

这里用作者几年前写的话作结语：

¡°财富积累文化也是螺旋上升式战争文明的一部分，因为战争、帝国、文明三者都需要财富的支持。没有钱，一事无成。自从资本主义建立以来，财富积累文化独立起来，当然它还与战争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财富积累文化相对于战争文明的独立性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说明，大多数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导致世界大战，而不是世界大战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财富积累文化不再是战争文明的从属部分，不再应战争需要而发展。冷战时代的结束并未给财富积累文化带来丝毫的气馁。

¡°如果财富积累文化在欧洲中世纪从战争文明独立出来可能还有较大的独立发展空间，但就目前的形势看，财富积累文化也同样向终点逼近。财富积累文化受资源与环境污染的限制，其致命伤还在于人们会最终认识到：财富带给我们的只是方便与舒服，并非幸福。根据世界自然基金(WWF：World Wildlife Fund for Nature)报告说，人类发展速度已经超出地球的能力，我们到2050年时需要两个地球。十分紧迫，人类需要尽快找出另外的生活方式。中华道学提供一个很好的供以选择的可能生活方式。道学强调自然而然，强调古朴单纯，这样的生活简单，但是充满愉快的。¡±(上书，第248页)　

文献：　

《先秦道家哲学研究》，朱哲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09，第7页。

随思25﹕ 从狗的三种心态图看中西文化与两级社会的本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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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示，这些狗处于三种不同的心态，即轻松无事、聚焦目标与相互激战三种心态﹕

如果您问那些狗在它们的世界里看到了什么？它们在生活中要求什么？那轻松无事的狗会说，它们看到了包括它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它们要享受生活，享受轻松愉快。如果您把它们的回答用哲理的语言表达出来，那就是中华道学。这种纯美学的享受没有丝毫功利主义的因素，不会与其他同类发生冲突。

如果您以同样的问题来问那些聚焦目标的狗，它们除了目标, 兔子以外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它们除了兔子以外也讲不出其他任何要求。这种目标可以随时变换，目标的实现过程有与其他同类发生冲突的可能。

当您以同样的问题来问两只相互争斗的狗时，它们看到的仅仅是另外的同类，它们想要得到的是征服对方。这种征服对方本身也是一种追逐的目标，不过不如追逐兔子那样直接、现实罢了。两只狗追逐一只兔子，最后也可以导致这两只狗自己打起来。即上面狗的三种心态图中，后两种相互连接，可以互相转化。

读者可能不知道，西方绘画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就专以描绘人物为题材，只有近代才开始像中国画家一样创作风景画。显然，他们城邦不断争斗的传统使他们只能看到同类，看不到别的东西，足以显示城邦争斗的局面对一个文化形成起了什么影响。相互征服的目标是不会达到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被征服，或者斗个平手。让人庆幸的是，狗仍受天性控制，用不了很久，就会因体力不支而停下来。文明的人类已经超出天性的控制，他们遵从艾柯阿尔德战争文明上升螺旋的理论，将不断升级。这也正是五千年欧洲文明的历史，一个战争不断升级的历史，直至晚近的两次世界大战。此后人类是否从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上再次战争升级，打掉六十亿人而使剩余的十五亿人全部能过上现在美国人式富裕生活，我们将拭目以待。

古希腊人以雕刻人物裸体而著称，他们也有少数画在墙壁上画流传下来，在我看到的古希腊图画中，也没有看到任何一幅专门画风景的图画。作为画家们绘画的一个题材与门类的风景画，在西方的十七世纪才开始出现。与西方这种视觉艺术传统正好相反，中国先秦时代的人物画也是一幅场景，众多人物组成的一幅景观，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本质上更像一幅风景画，不过内有人物罢了。这也包括中国山水画，在山水风景画的背景上点缀一两个小小人物形象，仍称为山水画。

欧洲在十七世纪才开始出现所谓风景画派，以大地树木风景为题材。这一画风首先出现于荷兰，而后出现于英国。(见：迟轲，1983，《西方美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以上狗的三种心态图与东西绘画风格的不同全部可以用两级社会的理论来圆满解释。古代生活在原初社会的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他们以闲暇心态观察世界，再会同他们以往记忆作为他们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世界观。古代人类不会蠢到把自己偶而追逐的兔子当成全部世界，也就是本博客两级社会理论所说：原初社会是基于闲适业余的视角与情感美学心态的社会。而人造二级社会有其目的，也用这一目的造就自己这个二级社会的人，也就是说：二级社会的人首先受他们所在二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控制。我们都是社会与文化的产物，一个让所有公民接受十二年中小学洗脑义务教育的社会，没有资格谈什么天然人性的。

中国古代组成类似今天联合国式的社会维持和平，使中国人古代长期生活在原初社会阶段，直到战国时期在进入二级社会。老子、孔子创立的儒道两家哲学同以原初社会为理想社会，这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到绘画风格。中国战争升级集中在战国时期，此前后各是两千年的稳定期。

欧洲文明是五千年的战争升级史，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企图武力统一欧洲的德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战争与生死竞争的二级社会中，人们看到的只能是生死竞争的对手：人类自己。所以中国人画山水风景的时候，欧洲人只能画人物，因为那是生死竞争场上唯一能看到的形象。荷兰是一个临海国家，英国是一个岛国，他们又都以发达的航海工业著称，得以摆脱欧洲战争威胁，即在欧洲战争升级威胁下处于相对安全的地带。正由于此：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岿然不动，没有被征服。荷兰与英国得以向原初社会的闲适业余心态回归，开阔眼界，得以看到人类以外的种种影像，使他们的画家开始画风景画。荷兰与英国也是近代民主运动的先驱，近代正是西方逐渐认识到二级社会的缺陷而逐渐向原初社会回归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