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幼蒸《忆往叙实》所想到的

李柚声(完成于2017年三月)

(一)

李幼蒸《忆往叙实》一书背面介绍说：“透过李幼蒸的独特经历，我们看到了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痛苦抗争的一个缩影，同时还你一个至情至性的李幼蒸。”[1]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幼蒸能在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四个领域深有造诣，而后汇通东西，立足自己创立的新仁学来与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现代商业化倾向抗争。

与李幼蒸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我，对这种痛苦抗争颇有感触，也使我在前几年提出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这一两级社会的理论。原初社会是情感美学的，而二级社会常常建立在一套理性原则之上。这也导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初社会理想，与西方二级社会抗争，尤其与学术界的商业化影响抗争。这样看来，我自己也有一个相似的心路历程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为同一时代与社会环境所造之人。

李锐直接将李幼蒸的《忆往叙实》称为“一部特殊的学术史”。但李锐指出：
已经是如此有名的人，却又为什么要写一种自传性的作品，其中的少年岁月和中学时代固然不乏朝花夕拾的趣味，但一些章节对贺麟、李泽厚、甘阳、倪梁康、理查·罗蒂、伊格尔斯、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牟宗三、余英时、张光直等人或直接或间接地作出批评，有这种必要吗？西学专家，怎么又要提倡孔子的“仁学”，阐发《论语》？更何至于有香港、台湾、华裔汉学的水平皆不足道而未来新学术将发轫于大陆的近乎“非常可怪”之论？[2]

对李锐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忆往叙实》一书中找到答案，至少是解释这一问题的线索。李幼蒸在序言中写到：

我本仁学“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态度与国内外学人交往，却慢慢发现学术世界的普遍功利主义规律，与我在府右街隐居读书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很不一样。 李幼蒸继而写到：

我并发现，恰恰是反功利主义的仁学精神，有可能成为当代人文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李幼蒸如何会与那么多的中外学人意见相左。其实这正是至情至性的李幼蒸，和孔子把当政者称为“斗屑之人，何足算也”以及孟子的“舍我其谁”不无相似之处，也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新学术发轫于大陆则与李幼蒸在府右街隐居读书的中国政治气候有关。中国大陆在1956年与1976年之间是在毛泽东式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泛滥的时期，但这种泛理想主义的高涨是有它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来源的。在马克思家乡都放弃共产主义实验之后，亚洲中、朝、越三国还在坚持，原因之一就是儒家大同思想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分。

(二)

李幼蒸用两章篇幅来讨论与李泽厚的交往以及意见分歧。如果说李泽厚是体制内的学人典型的话，李幼蒸是典型的体制外学人。李幼蒸从大学退出后就一直自学、自修，等近二十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又多次出国访问。孔子说三十而立，现代社会的人也大致在三十岁后才能据有终生独立的世界观：对人生世界有一套成熟的看法，而后不再有大的改变。我以前曾提出人生十八岁左右建立认识与思惟的框架，相当高中与大学初年，而孔子的三十而立讲的是站立于社会，也就是世界观与人生观成熟的时间。李泽厚与李幼蒸在认识思惟框架上没有大的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三十而立的人生观上。

我们对比李幼蒸与李泽厚在三十岁前后的人生经历与时代就可以看出二人如何不同了。李泽厚生于1930年，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美学大讨论时暂露头角，但这也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李泽厚虽然衣食无忧，但时代是新中国少有的谨慎低调时期。至于李泽厚的成名美学论也全在于他适应了中共马列主义信仰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求。正由于这样，后来李泽厚当上人大代表也很少发言，但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又顺应潮流喊出告别革命的论调。即使这时：李泽厚也不忘圆浑与照顾大局的风格：对毛泽东的评价停留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层次，避免总体评价以防与他人冲突。

晚几年出生的李幼蒸在1966年到达三十岁，正是文革开始前后那种“舍我其谁”的蓬勃向上的年代。李幼蒸自己如此这样描述这段时间：“等文革来临北图闭馆时，我已在那里出入了七八个寒暑，并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知识观。这对于我其后11年在南、北家中第二阶段独立研读生活确有相当助益。”这说明李幼蒸个人思想与生活在文革前后是一致而平稳的，文革的火爆没有给李幼蒸带来丝毫影响，因为他就是随这种乌托邦理想成长起来的。

当1966年北京东单广场张出“焚书大会”横幅时，李幼蒸这样写到：

我骑车路过东单时见此情景，不觉一时热血沸腾，“读书人用功岂非正在此时！”

(三)

我个人晚几年出生，也经历这一时代，也有一个与李幼蒸不无相似的人生经历。据我理解：李幼蒸也同样有着一颗“舍我其谁”的雄心，不过与那些红卫兵努力方向略有不同而已。

李幼蒸在他书的开头写到：“我的前半生的思想发展路线，可以大致描述为：先从文学到哲学，再从哲学到(跨学科的科学)理论。”这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至少我个人也这样：从文学爱好，走向哲学，而后到跨学科的科学理论。

我生于1943年，在1950春开始上学，1963年考入协和医学院，当时称为中国医科大学。开始三年在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由于北大的聂元梓被毛泽东钦定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北大没有经历其他大学那样一种学生造反分化的过程，又因为我们1967年转入的协和医学院仅仅有几百名学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小地方：他们大概都据有李幼蒸与他父亲的心态与知识观，他们是师生上下一起宣布文革造反，也同样没有学生分化。李幼蒸这样描写他与他父亲：“两人都属首当其冲。不想等到抄家高潮过去后，我们父子竟均安然无恙。”我个人也有同样的心情与感受：首当其充而后安然无恙。

我毕业后在贵州三线建设的一个职工医院工作八年，直到1978年考入协和医院研究生而后出国作博士学位。年逾古稀之后，回想我的一生，贵州那八年竟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美好时代。我是1970年到那里，开始一年劳动锻炼，仍过学生生活。而1971年的林彪事件给文革几乎打上了句号，地方政府对上级的文革推动敷衍了事，以毛泽东共产主义乌托邦思想为后盾的文革传到了我们连家属一共二百来人的职工医院，就只剩下平等友爱与社会生活的温馨与美好了。每周的生活会，大家都要谈自己的活思想，很像出国后参加的一些基督教徒的类似活动，从而使人们在心灵上联在一起。后来批判文革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泛滥，没有职位与工资变化的可能，也就没有政治权威，医院领导的威力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工作生活的秩序有赖那些生活会上形成的共识，也有赖人类的天性，也就是孔子与李幼蒸所强调的仁学的心诚。古稀之年的我回忆这段时光时才写到：

连家属一共二百来人的医院与其职工宿舍楼建在同一大院内，而院外是山沟住的农民。农民穿着被说成是明朝传下来的，他们不知道有清朝，更不知道什么国民党﹑共产党了。从他们压根没有女人裹脚的传统看，我以为还要早﹕他们可能开天辟地以来就这样生活下来，并不知晓头上政府的变迁。在这样闭塞的山区，再加上文化革命后期的松懈气氛，我们医院里很有一些原初社会生活姿态﹕谁家晚上夫妻吵架或打了孩子，第二天上班时便成了所有人的谈话资料﹔工作如此随便，很多人上着班就回家捅炉子﹑外出买菜了。附近农民专门到医院旁边做这种生意。

我在1973年到达三十岁，所以也正是我的而立之年与终生人生观树立的年代。那八年也是我一生中最成功、最圆满的一段时间。毕业工作前，由于我曾当过干部的父亲与哥哥的告诫，再加上我平时阅读的启示，我决定：在言谈行事要主持正义，同情弱小，把得罪人的话语小心剔除；个人要以毛主席所倡导的老实聪明二义行事，而聪明是多思多问，以孙子兵法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取胜的思想做指导。那年月里吃大锅饭，看不到任何人生改变的前景。我的取胜就成了刻意追求最大效果，也就是李幼蒸所说的求真、求理、求诚。我把个人追求简化成四五个目标：1)注重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给医院领导与群众留下好的印象，也即关心个人的社会形象，关心与他人的社会关系；2)增长个人医学专业技能；3)增长我个人爱好方面的技能，诸如文史社会学科，也包括绘画，我爱好艺术；4)有利于我个人的身心健康， 如此等等。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说：如果一件事做后仅仅对以上一个目标有好处时，要坚决不干，如果同时对三个以上目标有帮助时要打破一切阻力去做。

我这八年成绩斐然，这里仅举一件事作例子。最後几年我要求自己每年要阅读一万页非专业闲书，我可从旁边的贵州大学借到各种书籍，那里的老师们经常到我们医院看病。我当时还主动担当组织病人政治学习、出版墙报等工作，还一度担当民兵排长，负责科室职工的体操锻炼等。当时医院每年用自由投票的办法选年度先进工作者，我年年为得票最多的先进工作者，还得以回北京进修一年。等1978年全国第一次招考研究生时，在四个中等大小的职工医院中，仅有五人考中，其中仅我一人因成绩优异而直接送往国外留学，我又成为医学科学院研究生中第一名踏上出国飞机的人。之后就远离贵州职工医院的原初社会式的温馨与美好，而开始人生的繁忙与奔波，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之后，才体贴到我们失去的美好与温馨的真正味道。

(四)

读了李幼蒸的《忆往叙实》才感到自己竟然走过了一个与李幼蒸相似的心路历程。我这里首先声明：我没有妄攀比附名人的意思，不过说明名人也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有着一样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辛罢了。

我在贵州职工医院的八年或者与李幼蒸的近二十年的自学历程有可以相比拟的经历，导致而立之年面对世界的类似心态。

鲁迅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对联来作自我刻画，其实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导致国共开战之前十来个民主党派一律倒向共产党。中国大陆的五六十年代，包括大多知识分子在内，上下沉浸在天国人间的乌托邦喜悦之中。在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所揭示西方经济对社会秩序的支持力量几乎荡尽，以致人死地为最终威胁的暴力专制系统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即使某种程度的存在也远离普通人的社会生活。李幼蒸脱离开工作学习单位的主流社会生活形态，一个人在图书馆与家中自学，衣食无忧，潇洒爽脱，深受乌托邦喜悦心情感染的周围人又乐于相助。我们可以设想李幼蒸自学期间的社会生活圈子，就有了与我在贵州山区职工医院特殊生活环境相近似的可能。

上面已经提到，我贵州职工医院的社会生活近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这是人类有倾向原初社会的天生本能。与当今残酷的二级社会现实相比，有两点需要强调指出：一是孔子的仁爱之心(human-heartedness)，二是面对人类，对整个人类负责，也就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口号：为了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受压迫的人！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後解放自己。这两点也正是李幼蒸新仁学所强调的，也是为何李幼蒸苦苦与中外学人抗争之所在。

我们在多年后的今天看到的是：国内外绝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整个人类不是他们考虑的事。至于人类前途，中国人会说：人类会好起来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人们会说：人类早晚会完蛋的，他们没有听上帝的话。至于孔子所说仁爱之心，二级社会的正常运转光靠仁爱之心是远远不够的。

我于1978年离开贵州职工医院，至此近四十年，我所经历的也与李幼蒸有相似之处：面对整个人类的广阔胸怀使我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也做出许多别人没有做出的成绩与发现。如果李幼蒸是位社会成功人士，只有与李泽厚相比才显出不够成功一面，作为终生普通人的我，与周围普通人相比，也显得不够成功了。结论是：仅有面对人类与孔子的仁爱之心，在今天社会是不够的。但我们也可以向李幼蒸学习，立足面对人类与孔子仁爱之心，终生不改，不在意他人如何说。

我于1979年底到达英国剑桥大学，在那里生活四年，过的是学生生活。如同我上学的北大以及后来工作过的芝加哥大学，剑桥大学也是文理科都有的著名综合大学，适合我的口味，与我在贵州养成的面对整个人类的开阔胸怀相适应。这也是在医学专业上做出成绩最多的四年，以白血病染色体变化为研究题目，做出许多别人远远没有想到的发现。我也同时发现：那些自认为是本质突破的重大发现虽然可以发表论文，但并不能为人称诵，相反是那些在前人努力开拓方向上的进一步发现，才能引人注意。

白血病特异染色体改变是癌症研究中的重要突破，导致后来致癌基因的发现。而白血病特异染色体改变首先为芝加哥大学的娆勒(Janet Rawley)教授发现，而娆勒医学院毕业后多年在家抚养几个儿子，在儿子成人后才去大学实验室要个闲置的角落来打发时间，想不到竟做出惊动世界的发现。她的发现在《科学》等权威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世界众多医学实验室重复她的实验，多年来仅有日本与澳洲得到同样结果。一时间，医学界形成的这样看法：这是白血病地理分布的不同。我到英国时，英国多个实验室也同样发现阴性结果，包括剑桥大学实验室在我之前做了三四年博士的人。我是英国第一名打破这种局面的人，重复出娆勒教授的发现，在此前后欧洲有法国与瑞典同样重复出娆勒教授的发现。这样原来所谓地理分布不同的学说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是技术原因造成的，也是眼界问题。

科学虽然是逻辑性很强的工作，但实验的设计与观察都需要人，而人的知识素质与眼界使人据有不同的视力，缺乏某种修养的人则会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在娆勒(Janet Rawley)教授，她有非事业心的女人视角，在我则有贵州八年文科阅览以及绘画的艺术视角。我对同事们说，我们做的工作不是纯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得到同事们的赞同。世界各地都寄送血液标本到医疗实验室做检查，英国也这样，但只有我研究发现在邮寄过程中，正常细胞更容易死亡，而白血病癌细胞更容易存活，并且一旦放入培养箱内，染色体异常细胞很快进入分裂繁殖周期。我还发现白血病人染色体数目变化，即增加或减少一个特定染色体，在男女病人是不一样的，涉及的染色体大小与性染色体相近，而且女人容易丢失，而男人容易获取，这可能涉及细胞最根本的机制，也会导向重大发现，但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为人所理解。没有开阔眼界的人是不会想到要来观察这种不着边际的问题的。

我1984年回国后发现所谓单相转胺酶升高，即除转胺酶持续升高不降外没有其他症状的乙型肝炎患者。与我在英国剑桥长期处理血液标本不无关系，到加拿大后得知加拿大医院75%的职工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因为治疗乙型肝炎的最好疗法是注意休息，我在此后的六七年中没有努力工作，1987-1990在芝加哥大学时被准许半日工作。这样在1990年由美国来加拿大时的过境医学检测时，才第一次得到正常血液化验报告，又检出乙型肝炎病毒抗体，足以说明自己身体最终战胜了肝炎病毒。此后五六年我都加倍工作，成绩斐然，发表六七篇文章，竟结束于1996年的夫妻俩要被同时开除，而以我们的两个人的上级老板丢掉工作为结尾。

在天津与芝加哥，在有名的研究单位工作，我可以沿我在剑桥开始的思路工作，虽然肝病在身，也做出令同事注目的成绩。到加拿大后，是一般工作单位，那里的人没有容纳你个人独特思路的眼界，我只能顺应他们的兴趣与要求，也发表不少文章，多为人云亦云的发现。1997年开始病休，也就开始我中华道学的研读，才能综合我毕生的知识积累与人生体验，提出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的两级社会理论，至今已有近二十年，出版了几本书，但至今没有得到相应学术界的认可。一位哲学出身的白人退休大学教授看了我的文章说：你讲的问题太大了。

以古稀之年，回想我的一生，我这样认为：我在贵州职工医院的八年，与李泽厚相当，不同仅仅是：他是名人而我是普通人。他在中国与国际范围生活，而我在一二百人的小小医院范围生活:我在我的医院内所做出的优异成绩得到那里的领导与群众的认同。此后辗转至今，则与李幼蒸相当，不同的也是他在中国与国际范围生活，而我在不同医院与当地社区生活。在这段时间内，我做出成绩而发表文章，但并没有像我在贵州那样得到医院领导与群众的认同。

我们三人却有一个共同点：在中国五六十年代形成的世界观，中国传统文人的原初社会情结与西方共产主义思想汇合，使我们面对整个人类而又照顾内心深处的仁慈之心(human-heartedness)，也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视角。

(五)

我对李幼蒸的专长，解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以及李泽厚的美学都是外行，但有一些道听途说的常人理解。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向人类深层意识回归，就是脱离开二级社会纯理性的现实，强调人类生来即有的非理性思惟的一面。 李泽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预当时国内美学讨论而出名，因为他抛开当时美学界主观与客观的争论，也就是超越了心与物二元对立的反映论模式，强调社会实践，从社会角度讨论他后来的所谓主体实践哲学。李泽厚提出了“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命题。

当时这次长达五六年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四大派别，蔡仪代表的客观美学派，吕荧代表的主观美学派，朱光潜先生等人的主客观统一派，最後才是李泽厚先生的社会性实践美学说。在这四个人中只有李泽厚在1956年讨论开始时不到三十岁，而我那时上中学，经常听到的就是毛主席的实践论与矛盾论，而李泽厚的美学理论正是强调人类集体社会实践，强调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改造，所谓自然人化，所以他讲的并非个人实践。李泽厚的美学观点显然与他成长的年代有关，有把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强行拉入美学的倾向，也是作为年轻人的他所不能避免的，人有不能超越时代的一面。直到1961年大讨论尘埃落定时，李泽厚的观点基本获得官方认同。

李泽厚后来又把他的美学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主体性实践哲学，而他的主体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主体，尤其强调工具的使用，所以又叫作人类学本体论哲学。他认为，外在自然的人化使客体成为美的现实，内在自然的人化使主体获得美感。从外在自然的人化到内在自然的人化，这个过程就是“积淀”。这是二级社会人造人说的极端，把里里外外都要彻底变成人类历史文化的积淀。李泽厚当然不会讨论动物的绘画与美感，更不会把人类原初社会与动物社会等同起来。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说，也就最终回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感本体”的提出，意味着，李泽厚试图将立足点转移到个体的精神性生存层面。按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以人活着为出发点，因而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命名为“工具本体”。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要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心理本体将取代工具本体，成为注意的焦点。

这样，李泽厚从批判老一代人的美学观开始，最终又回到老一代人的中国传统文化。也从而与李幼蒸走到一起来，李幼蒸的新仁学强调的正是人类心理与中国传统文化。

(六)

至于李幼蒸的新仁学，则基于《论语》、《孟子》以及王阳明的《传习录》，所谓仁学三书。李幼蒸强调以仁辅真，强调原典儒学的真性情，从而将视域扩大至全人类。在《忆往叙实》序言中，李幼蒸宣称：“仁学将成为人类精神事业的指南针与发动机。”在此书第一篇就提到：“在大隐隐于市那20年所自然形成的生活态度和求知方式，现在回顾，可以说不期然完全合乎论语的人生观和知识观。”

李幼蒸本人对他的新仁学近来有如下解释：

“新仁学”在此有广狭两义：狭义指以新知新学新理读解传统仁学经典（因此与当前国内外百十种《论语》新解式读物在性质上不同；新仁学为古今中外、理论实践汇通后之产物），侧重于传统仁学伦理学的现代化解释；广义指在此“理性主义-现世主义-经验主义的”人本主义仁学伦理学的价值学引导下所进行的若干人文科学理论现代化的集体探索平台，计包括：现代历史科学；现代人本主义伦理科学；仁学经典的现代化读解；以及国学现代化与中西文史哲理论科学化。由于人文科学和伦理学息息相通，现代化的仁学伦理学必然应用于、体现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中。[3]

原初社会的美学秩序是不可描述为文字的，如果要强行表达为文字的话，除了上面李幼蒸给予的这种科学理性语言外，还要不同角度式的美学或文学语言的描绘。李幼蒸在《忆往叙实》中对他的新仁学给出种种描绘与说明，可作为这种美学式交代的例子，也是所谓深层中国元素。[4]

李幼蒸首先指出：

孔学的本质是动机学，我并认为：伦理动机学决定着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人文科学理论的方向。这个动机学，翻译成传统语言之后就会有：孔孟学无他，心术学是也！(123页)

至于何为心术学，《忆往叙实》给出很多解释和说明：

1)真孔子首先是指心术；心术，就是指对人的态度。(122页)

2)这就是孔孟心术学，也就是孔孟诚学。(130页)

3)而心术学可归结为诚学：自身心术之检视。(240页)

4)仁学不是算术，学了就掌握。如何服膺仁学，是一个直观悟解、刚强立志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证明的问题。心术学无关于如何明白道理，而是有关于如何自愿接受、自愿亲近此道理。(241页)

5)仁学的心(术)学要求学者在动机深处自省，确定个人之基本价值选择标准，然后用以衡量各种出处之择，这就叫立志，即一种个人进行独立选择的内心机制，从而引致内心有主，个人才可成为独立有效的伦理价值选择者，而非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者。(241-242页)

在一本自传书中，李幼蒸用如此篇幅反复强调他的新仁学，但他明确指出他的新孔孟仁学仅仅用于中国以致世界的人文学科，也就是人类精神事业的指南针与发动机。他并没有用他的新仁学指导一切社会生活实践的意思。

与李幼蒸不同，李泽厚的哲学理论是在前人哲学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尽管是一种中西结合的理论，他并没有用自己理论指导任何学术活动的意思。如果李幼蒸有弘道的意思的话，李泽厚并没有这种意思，虽然他的情本体有明显的方向性，是对学术乃至世界发展方向的预测与指引。总之，李幼蒸与李泽厚在一生的学术演变方向有可比之处：他俩同样开始西方式的纯学术研究，在李泽厚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李幼蒸是他的符号学，同样汇合中西，最後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强调深层意识层次的情感与仁学，而面对整个人类，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轻人立志要解放全人类的心态。

我认为自己也经过一个大致相似的心路历程，提出两级社会的理论，认为孔孟与道家一样，以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为理想。这里用这一两级社会的理论来讨论李泽厚、李幼蒸二人思想。以欧洲社会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社会物质生产，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引入中国后加入道家与孔孟的原初社会情结。原初社会建立在情感美学之上，在现代的二级社会中，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活动更接近原初社会的闲散业余心态。这样看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沉浸在乌托邦喜悦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一场美学大讨论就不足为奇了。

李泽厚所说自然人化与人本身的自然人化，都是顺着马克思主义思路的一种解释，也就是二级社会人造之人的最好说明。最後李泽厚的情本体讲的是自然人化的人造之人情呢，还是天然之人的人情呢？从两级社会理论看来，用原初社会的情感美学来建造二级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二级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就是不能感情用事。

从两级社会理论来看李幼蒸的新仁学思想也有同样的问题，现代人文学科无疑是现代二级社会的一部分，以孔孟仁学指导二级社会就面临二级社会不可人为操纵性的问题，就要借助于法律与上帝等外来力量。当今世界的人文学科也一样，因为那也是千万人组成的二级社会，要有二级社会的社会规则，而非心诚就可以了事的。

结论：人类五六千年的文明史面临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在人类自我为敌与不断升级战争的压力下，文明与科技急剧发展，也造就了近代西方急功近利的自由个人。这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上帝，拟或人类生物学的安排，决不是人类本身。在财富与知识积累一二十年就翻一番的地球村里，人民开始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这导致了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与李幼蒸的新仁学，以及人类要向原初社会回归的结论。

文献

[1]李幼蒸(2009)：忆往叙实。重庆大学出版社。

[2] 李锐(2009)：一部特殊的学术史——读李幼蒸著《忆往叙实》。（《学灯》第十一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72）

[3]李幼蒸(2014)：新仁学大陆行：蓝图及展望。(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006)

[4]李幼蒸(2014)：中国符号学与深层“中国元素”相结合的学术实践：

2014“论坛夏季专题研讨会”及其意义(见李幼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