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前景的评析 (下)
李柚声(续上)
六、儒家圣王理想国的永恒魅力与不朽价值
儒家学说居官方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近年又有回潮之势,全在于儒家圣王理想国的永恒魅力与不朽价值。这里把上社会模式中三层次做自下而上地逐一分析,以显示儒家理想的魅力与价值。
如果估计孔子时代中国人口有一千万的话,中国人口长了四十倍到清末的四亿。除去两万官僚,高达99%的人口在农村过类似孟子所说井田制式田园生活。作者曾以自在王来描绘这种生活的闲适,又有庄子鲲鹏展翅九万里式阔达,所以才称自在王,不过是自家屋里的皇帝,不为外界所知罢了。阿Q 风风光光地做了一通自我界定的革命党,一直威摄到未庄最显要的权贵赵太爷,最后被枪毙而不失英雄本色,死前没有一丝一毫的冤死鬼的想法。比起洪秀全与曾国藩各领著一只农民军队相互撕杀时的战死者,比起马尔萨斯战争灾荒限制人口说的冤死鬼,阿Q 要幸运得多。作者说,“这种将农村封闭于家族村社之内的做法,使农村生活相对稳定,除兵荒马乱与旱涝灾荒时期,生活大体如老子所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著一种淳朴而又欢乐的生活。闲暇时间很多,冬天更是无所事事,他们的业余时间也用于精神生活,包括求神拜佛的宗教追求。他们每年节日之多,婚丧嫁娶之隆重,各种游艺活动之频繁,规模之宏大,致使经常把农活放在一边而全体出动,如此等等,会使今日城市上班族顿生羡慕之情。与现代人生活相比,他们的生活更近于史前的原初社会生活。他们的弱点仍是无政府状态对二级社会政治力量毫无抵抗能力,他们的生活可被乱兵一夜之间扫除,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痕迹。”[16,第300页]
对中国历史上农民生活舒适性研究甚少,其贫困愚昧形象是二级社会知识分子的一面之词,又加上近代革命理论强调地主剥削的残酷,有失中国农村生活的真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中国历史的农民生活总要比当今未开化的部落民族要好,而下面引用南非昆桑族人的生活材料来说明作者上面说的话可信:
“他们仍是狩猎采集文化,过著原始而富有的生活。昆族人自周围环境中获取各种食物,营养丰富而均衡。他们有一百多种植物可供食用,但仅十四种被认定为主要食物,其他备用。他们的食物中,百分之七十来自植物,百分之三十肉食。妇女提供百分之五十五,男人提供百分之四十五,男人提供的包括肉类。昆族中的成年人每周花费20 小时左右的时间收集食物,不用说,他们游来荡去,边采边吃,全无现代人工作时的严肃与紧张。他们每天消耗 2355 卡路里的热量,经医学检察证实他们个个身体健康。他们百分之十的人口在六十岁以上,而同时期的农业国家巴西与印度人口中,六十岁以上的人仅占 百分之五。昆族人的人口大致保持衡定,不增也不减,而印度为推行计划生育而伤透脑筋,不管如何努力,人口还是直线上升。”[16,第50页]
按费正清的说法,清朝中后期有两万知识分子官僚,另有一百二十五万具有各种功名称号的人,而这些人部分仍不同程度地过农民式的田园生活,不应划在儒家文化圈内。宋朝以后这一儒家知识分子群估计在数十万人之多,汉唐也可能有数万人。这些人汉唐时读的是儒家经书,宋朝以后的明清两代就用儒家四书作儿童时期启蒙教育读本了。他们安贫乐道,没有世俗与农耕的烦恼,过着一种道德化、艺术化的生活,在亿万农民看来,是一种悠闲自处、清高自赏的生活。这里用“不利不器”四个字来刻画这一官僚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格调。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14:16)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这种只讲仁义道德而不讲利的传统是儒家理想国稳定的需要,有稳定社会与为人表率的社会导向作用,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利由这一理想国供给。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这一生活艺术化、道德化倾向使广大农民安于人伦之乐的田园生活,从而抑制二级社会的产生,但这种影响不足以使农民信仰儒家学说。
孔子还说过“君子不器”的话,并说子贡为器。(论语,2;12,5:4) 无论是祭祀用的瑚琏,还是其他器物,都是人类可操控的工具。孔子把人与器物联系起来,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企图操控社会的倾向。二级社会正是要建立各种供人操控的社会机制,以达到驾驭社会的目的:使亿万人成为可操控的器。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罗列数十个弟子,而独独长篇叙述子贡游说齐国将军田常、吴王、越王、晋君的故事,结论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老子所说“天下神器,不可执,不可为”适用于原初社会。虽然二级社会建立各种由人操控的社会机制,如国家机构与社会权力网等,老子认为,其本质上仍是不可操控的。五国的君主与将军自以为通过自己多年苦心经营而建造的社会权力网可以操控百万农民,没想到:他们又为子贡言辞所动,才导致“使势相破”宏大社会效果,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操控。百万农民固然是任人操控的器,五国的君主与将军也成了子贡操控的器,而子贡本人身负社会使命,也是一个为社会使命操控的器。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可能正好相反,与子贡相比就有些书呆子气,但孔子特别钟爱颜回。只有人人都象孔子、颜回那样不器,坚守内心的仁爱与美学原则,不为俗务所动,儒家纯仁爱与美学的理想国才有可能。
从王莽乌托邦式的新政,到光绪皇帝任用康有为进行维新改革,都渗透着儒家圣王政治的理想。据说,清朝皇子们以勤奋好学与躬亲严谨著称,皇帝要早上四五点钟起床,而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到母亲房里请安。以今天平民子弟的懒散作对照,不难看出儒家圣王理想国的感召力。根据张宏杰统计看来,皇帝是最不幸的人。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点二岁,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近十八岁。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非正常死亡的有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17,18] 这样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说明上社会模式的顶层离儒家圣王甚远。《红楼梦》朔造了贾政与贾雨村的不同官僚形象:贾政只会清谈而不通俗务;贾雨村专事奉迎拍马与玩弄政治手腕。这是儒家理想国的道德秩序与战争经济导向的物质赏罚秩序混合的结果,不同的二级社会应并列共存。直到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西方缺乏中国的大一统天下,基督教的修道院世界与世俗世界共存,结果导致作者发现:诗歌中“我”字代表的主体表达度在中国历史上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西方历史相反。[19] 西方传统诗人来自世俗社会,中国传统诗人属于儒家文人,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理学式修道院,即中国传统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兼有修道院与世俗社会双重身份,导致精神创伤的发生。朝廷皇帝儒学化与建立世俗缓冲带之后就不会有这种不快的事发生了。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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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2009。
[17] 张宏杰 (2007):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18] 张宏杰 (2012):坐天下很累:中国式权力的九种滋味。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2。
[19] 柚声(2011):论孔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学灯》17期。(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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