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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Q正传》看中国古代社会的上下分隔制 (下)

李柚声(续上)

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1) 儒家上下分隔的理想政治:中国历史是一个逐渐走向儒家理想化政治的历史。[15] 儒家这一政治理想中上下分隔为关键,它使亿万农民仍生活在准原初社会之中与儒家官僚知识分子追求“不利不器”而脱离世俗生活成为可能。作者 说,“这种上下分隔的社会结构与两级社会的不可逾越性造成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动乱与社会结构的停滞。”[16] 即社会结构的超稳定,以至汉武帝时人口减半而照样稳坐江山,与西方相比:朝代延续的时间较长,但改朝换代伴随的动乱较大,同时缺乏社会改革进步的价值取向。

2) 中国县城厚厚的城墙与零和社会:西方学者对古代中国的一个印象是:辽阔的疆域上遍布着由城墙围起来的城市。作者曾在法国参观中世纪留下来一个所谓城堡(castle):在一个小山上,围着上建筑起一人高的断断续续的石头城墙,不过一两尺厚。在城堡受到攻击时,附近农奴到城堡内躲避,也可以参战。作者也参观过英国彻斯特市(Chester)的城墙,也同上法国城墙结构与大小相似。欧洲中实际的城堡主人与他周围的农奴组成一个面对战争威胁的整体。

中国的县城却不这样,中国的县城和周围的农民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整体,农民不到县城里躲避战乱。与作者所见欧洲古代城墙相比,中国城墙厚到上面可以走车,高大到攻城者要架起云梯,而外边还有护城河。号称父母官的县太爷为什么这样怕他的农民百性呢?

根据费正清提供的资料,登记官员数目:唐,18,000;宋,20,000;清,20,000。根据这些数字,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因诸候贵族的消失而增加,也没有因人口的增长而增加。费正清说,“在别处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统治这么多人达这么长时期的例子出现。”[17] 中国历史上有一两千个县,而中国官僚系统仅到县一级,而每县可有数十万农民,而县城里的官员与他的助手们可能少于十个。这厚重的城墙有它的功能,使管这么多人的少数官僚相对安全,也代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之间的不可逾越性,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也代表上社会结构上下分隔的两个世界。

另一方面,这样厚重的城墙外住的是上面提到的“安其居,乐其俗”的农民,城墙内是儒家熏陶下正人君子的官僚知识分子。所以城墙内外都仅仅适应和平生活,不知如何面对战乱。这跟战乱频仍的中世纪欧洲不同,中国战乱相对较少。这城墙对付上面提到的少数游民式不法分子,绰绰有余,但如果亿万农民起来造反则是另一回事,好在这样的事很少发生。

厚城墙与小政府就无法将对抗的力量转换成进步的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阶级斗争为社会演化的动力,但这种阶级斗争也有斗而不动的一面,即斗来斗去,两败俱伤的同时并不伴有社会的进步。这就是所谓零和社会的概念。[18,19] 这也和作者所讲的翻烙饼式革命含义相同。[20] 这种理论说:

所谓”零和社会”,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的能量转换是完全转换,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

作者孔飞力(2012) 讲述了中国清朝1768年的妖术大恐慌。在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时,竟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弄得天昏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姓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展示在这种“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的零和社会中人们失去起码的理性。[19]

3) 农民与皇帝的比较:阿Q 要唱的台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以及下文的“悔不该,酒醉错斩了郑贤弟”,都是当时绍兴地方戏《龙虎斗》中的唱词。在这里阿 Q 扮演的正是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王学泰说游民的最高理想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6] 阿Q 虽然有游民的身份,但他在鲁迅笔下是中国农民大众的代表。据作者在家乡的经历看,普通农民喜欢的正是《龙虎斗》的帝王将相戏,这并非阿Q 所独有的爱好。象阿Q 一样,中国农民把帝王将相戏当成一种仅据美学意味的愉悦,而无意他们对实际生活的联系与寓意。这象阿 Q 心目中的革命党行为一样,只是他在未庄街上疯疯颠颠地走一趟而已。假洋鬼子与洪哥的革命才是二级社会的真正革命。同样, 帝王将相在阿Q 与普通农民心目中也是梦幻一般的东西,他们并不知道帝王将相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与他们生活的联系。

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生活在贵州山区。作者刚到贵州时,常被告知:当地农民穿的长袍是明朝服装,当地农民并不知道明朝与清朝的区别,更谈不上国民党与共产党了。当地农村的负责人也不随朝代政府而更换。传说,一个村庄竟用抓阄的办法选村庄负责人:在一罐子黄豆里放一颗黑豆,然后让村里男人们来抓,抓到黑豆即为下一任村庄负责人。贵州山区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来往少,消息闭塞,较多保持了古时的习惯,所以更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妇女没有裹脚习俗,从妇女裹脚来看,贵州农民还停留在宋朝以前时代。

根据张宏杰统计看来,皇帝是最不幸的人。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均寿命仅为三十九点二岁,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近十八岁。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非正常死亡的有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21] 上面提到农民自在王的说法,说明农民并不了解二级社会的实际运作,更不知道秦始皇要日批文件120斤。他们象阿Q 那样对帝王将相作一纯美学式理解,认为是一种无比舒服与轻松的事,所以中国农民才自比为王。

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贵州农民中也不乏做皇帝梦者。有时流言四起,说皇帝已经降生,甚至说某某男孩是皇帝。更有甚者,你在山间独自走路,对面走来几个人竟然一齐跪伏在你面前,口呼皇帝陛下。你或者说,这不过是一种迷信。更确切的解释是,他们心目中的帝王将相就是这样:由阿Q 式对社会政治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由于某种神秘的机会而突然变成。按着王学泰的看法,中国历史好像开了个玩笑:就让刘邦、朱元璋这种普通农民成了皇帝。普通农民到皇帝之间有十万八千里,中间隔了一个孔孟学说武装起来的官僚知识分子阶层。这种情况下的改朝换代既不像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改朝换代那么容易,也不像夏商周时由现成的诸侯国来代替,通常要有大的持久的动乱过程才能将一个普通人转变成手握大权而指挥亿万人民的皇帝。

文献

[1] 柚声(2012): 论孔子将人类社会生活美学化的思想。(《学灯》第二十一期) (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2] 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London, Canada: Taoist Recovery Centre.

[3] 李柚声(2009):换个角度看人生,看世界:21世纪中华道学。北京:线装书局。第253-56页;第189-194 页。

[4] Eckhart Tolle (1999): The Power of Now: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Novado, California: New World, 1999.

[5] 杨晓刚(2011):鲁迅先生对道家思想的评价。(http://www.scuphilosophy.org/research_display.asp?cat_id=93&art_id=9352)

[

6] 王学泰(1999,2007):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同心出版社, 2007。

[7] Jaynes, Julian,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8] Marshall, G., 1994,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human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李英华(2004): 圣王与哲学王:先秦古希腊关于理想统治者问题比较。自《中西政治思想比较论稿》,海南出版社,2004。

[10] 巴克,厄奈斯特(2003):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491-492页)

[11] 周睿志(2012): 哲学的专政──《希腊政治理论》札记。来源:(http;//www.scuphilosophy.org/ 哲学栏:2012/10/21)。

[12] You-Sheng Li 2008): Julian Jaynes’ Theory of the Bicameral Mind and A Different Path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na. (http://taoism21cen.com)

[13] You-Sheng Li (June 2012):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Genetically Coded Primary Socie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odern Democracy. Submitted to and accepted by the Ninth ISUD World Congress. ISUD=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Universal Dialogue.

[14] 武力(2003): 中国土地改革。中国经济史论坛。

[15] 李柚声(2012):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前景的评析。(http://taoism21cen.com/Chinesechat/wenzhangjijin.html)

[16] 柚声2012):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方战争文化的不同。《学灯》第二十四期。(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17] 费正清(1995):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

[18]施京吾(2012):盛世下的“零和社会”──以1768年“叫魂案”为例。

来源(http://www.scuphilosophy.org/research_display.asp?cat_id=94&art_id=10527)

[19] 孔飞力 (2012):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陈兼,刘昶 译。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 You-Sheng Li (2010): 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Taoist Philosophy for the 21st Century. Bloomington, USA: Author House. p293-307.

[21] 张宏杰 (2007): 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