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一﹕我如何想到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這樣一個不同社會級別

李柚声

摘要﹕作者以自身經歷展示了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的本質差異與這兩級社會之間的不可逾越性。
作者按：本文来自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九月出版拙著《换个角度看孔子》一书导论，由于编辑与修改，文字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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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孔子說起

當您站在一幅巨幅繪畫面前﹐如達芬奇的最後晚餐﹐或者張大千﹑範曾的畫﹐您完全沉浸在藝術大師所創造的藝術氣氛之中﹐物我兩忘﹐失去欣賞者與被欣賞物的界限。您有沒有想象自己進入畫圖而身臨其境呢﹖比方說﹐您想象自己成為其中人物之一﹐那麼你是靜靜不動﹐還是行使您的個人自由﹐隨便走動而不顧全幅畫的藝術效果被毀壞呢﹖在浩爾與艾密斯 (Hall & Ames) 看來﹐您這安然不動與個人自由全不是孔子的理想境界。[1] 孔子提倡美學社會秩序﹐您要與您的世界達到情景交融﹑如醉如痴的境界﹐這樣您才會發揮您的創造力﹐使您的每一動作都給整幅藝術傑作添色而使其更俱藝術的魅力﹐處處散髮着和諧的美。正由於此﹐孔子談話經常有音樂伴奏。當您身心與美妙的音樂旋律一起博動起舞時﹐您發自內心的話語﹐無論是侃侃而談﹐還是縱情高歌﹐都會成為這一大合奏的一部份。

孔子的《論語》述說人們如何在一個和諧的美學社會秩序中做人做事﹐在這一社會中﹐沒有任何人為操控的法律系統。如果現代人閱讀《論語》﹐像讀其他書一樣﹐追求《論語》一萬五千漢字的語義的話﹐最多像是閱讀藝術大師傑作的一篇簡單介紹﹐並無法了解該大師傑作真實面目。孔子《論語》本身是一件傑出的藝術品﹐而這一藝術品又同時是中國古代原初社會生活畫卷的一部份。現代東西方讀者都同樣地僅僅追求孔子教誨的文字語義﹐既無視其美學意味﹐又不理解孔子終生為之奔波的理想人生是怎樣一幅圖景。我曾試圖讀《論語》三兩句話﹐而後整天默念這幾句話﹐努力體會其深層的意韻﹐最後到達一種心態。自認為﹐這種特殊心態才是古代人聽到這些話的反應。[2] 語言對我們來說﹐是傳達信息﹐而對孔子時代的古人來說﹐更是一種美的意韻。我們今天這樣閱讀《論語》所得的所有不同心態都應指向一種寧靜優雅的美。

如果你讀了上面這些話﹐感到與你原有的孔子印象不同﹐而感到困惑﹐感到難以理解的話﹐不要怕﹗很多人和你一樣。有個讀者告訴我﹕現今有兩個鴻溝﹕分別處在古代中國與當代中國之間﹐當代中國與世界主流文化之間。這兩個鴻溝的存在使中國在世界社會學﹑人類學界沒有自己應有的位置。作者請那些讀到此處感到困惑的讀者﹐細心閱讀此書﹐和我﹐也和許多有志於跨越這兩個鴻溝的人們﹐讓我們一起邁出堅定的一步﹐翹首瞭望彼岸奇異的景觀﹐揣想 那奇異景觀之後的文理。

二﹑兩種社會與它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

2011年﹐我從當地圖書館借了一本浩爾與 艾密斯寫的有關孔子的書。此書前言中如此寫道﹐“古代中國文化只能從內在論角度 (immanental terms) 來理解﹐與西方強調超越性 (transcendence) 相對應。”英文單詞﹐transcendence, 或可以翻譯為超驗與先驗﹐本書一律譯為超越與超越性﹐意為外在于人的意思。浩爾與艾密斯接着說﹐“在西方文化理性社會秩序中﹐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許多角色﹐在孔子思想中由美學秩序來擔當。儒家英雄是美學的﹐全無西方所謂道德的意味﹐而西方道德指極端規範化的理性秩序對個人的一種要求。”[1]

當浩爾與艾密斯所說的這種理性社會秩序與美學社會秩序並肩存在時﹐二者之間是否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呢﹖一個人如果生活在這兩種文化﹑兩種社會秩序接壤地帶又將如何﹖他會不會掉到這一不可逾越的鴻溝中﹖這個萬丈鴻溝底部是一個何等的世界﹖在那裡﹐是一個西方理性頭腦﹐還是一個孔子式美學頭腦看得更清楚﹖

由于一個眾多因素交織的複雜局面﹐由于一連串的特殊境遇﹐我終於為中國蒼天與西方上帝同時選中﹐賦予我做此宣佈的資格﹕我就是一個掉在那個萬丈鴻溝而在溝底生活年復一年的人。在渾然無知的迷茫之中﹐在多年毫無效益的殊死掙扎之後﹐我轉向中華道家哲學求救。在黑暗中祈求一絲之光﹐在茫然中渴望一犀之靈﹐我毫無選擇地閱讀中國與希臘的古代經典。我把人類社會分成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與人造的二級社會﹐來看原初社會的親情如何被用來釣取二級社會物質利益時﹐意外發現﹕中華文明開始于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而西方開始于人造二級社會。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處於不同層次﹐猶如漢字與文章的關係﹐其間才可能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在多年尋找合適的詞語概括這本質完全不同的兩級社會時﹐我最終選用美學來概括原初社會。[3] 這樣我就通過一個完全不同于浩爾與艾密斯的心路歷程達到與他們相同的結論。浩爾與艾密斯是通過正常的學術職業追求﹐而我卻為人生經歷所迫使。這裡必須指出﹐除了美學秩序一詞外﹐他們全書與我兩級社會概念並無其他類似與相通之處。

在現代世界中已經沒有任何原初社會美學秩序可談﹐但我們的生物學身體與腦子仍一如既往﹐數萬年沒有多大的改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很容易看出﹕誰與什麼更接近原初社會﹐誰與什麼更接近二級社會。在社會與家庭(包括親戚朋友)﹑男人與婦女﹑西方與中國人﹑成人與兒童(包括年輕人)﹑世俗與宗教﹑藝術﹐這五對人與事物中﹐每一對的後一個比前一個更接近原初社會的美學秩序﹐也更接近天然之人。婦女更具家庭傾向性﹐她們也更少被當代文明所污染。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對比也呈現類似的不同。在作者曾經工作過的現代醫院裡﹐有第六對﹐即醫學專業人員與行政管理人員﹕前者通過多年嚴格的自然科學訓練更傾向理性﹐後者多年與不同的人打交道﹐更傾向人類情感考慮。當一個醫學專業人員偶爾被迫做純行政事務時﹐就有混淆兩種社會界線的危險。在這六對中﹐世俗與宗教﹑藝術這一對沒有其他五對那樣清楚界限。醫院中通常不會有專職宗教與藝術人員﹐僅僅某些人更熱心宗教與藝術而已。

如果以上這六對人或事物的區別﹐以及其他類似區別﹐被強有力的社會權力所利用，一個人為鴻溝就有可能出現﹐並不斷被更多人加入與利用。這里的人為一詞含義為：原初社會与二級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由于社會權力的人為需要，而重新出現在當今的二級社會之中﹐並非有人設計與領導。一般說來﹐行動與損害的承擔者大多來自上六對人與事物的後者﹐而意圖與受益的承擔者多來自前者。

三﹑從杰尼斯的雙相腦人精神病到勒龐的烏合之眾

杰尼斯(Julian Jaynes, 1920-1997)認為：以語言為基礎的人類主体意識在三千年前出現于地中海文明的世界中，而在此前的近一万年的時間里(9000-1000 BCE)，人類為雙相腦人(bicameralism)，即今天的精神病。杰尼斯氏認為：這种雙相腦人精神病是由于農業發明而導致的生活社區突然擴大而引起。[4﹐5] 從作者兩級社會理論來說，他們不過是掉進原初社會与二級社會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里了。其實，這時的社會已經是二級社會，但离鴻溝彼岸的完美二級社會還遙遠的很，人類還沒來得及适應當時的社會，就如同掉進鴻溝里了。

有一個長期困扰醫學界的難題，不知讀者是否有志于此而來幫忙解答：人類為什么要患精神病？

杰尼斯認為：今天的精神病是古代雙相腦人精神病的遺留与再現。以作者兩級社會理論來看：現今二級社會中有時或者出現与古代地中海文明世界在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間相類似的局部社會情況，或者某些現代社會与人生經歷給某些易感人群創造了与古代雙相腦人相類似的刺激，從而導致精神病效應。一句話，杰尼斯所講的過去三千年的西方文明史僅將社會与人類部分地脫离了古地中海雙相腦人的社會与心態。掉進原初社會与二級社會之間的鴻溝中，對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來說仍是一個現實的威脅与可能。在其他動物看來，兩次世界大戰就是人類獨有的集体精神病。只有在遙遠的將來，彼岸的完美二級社會降落人間，人類才有望像其他動物一樣，不再有這么多的精神病患者。

以作者親身體會來說﹐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的鴻溝裡既非原初社會的美學秩序﹐也非二級社會理性﹐而是瘋瘋顛顛的不正常。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屬於不同級別﹐相當漢字與文章﹑細胞與組織器官的關係。由半個漢字與半篇文章組成的物件只能是不倫不類。這也包括中國文革﹑法國大革命﹐以及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所說的烏合之眾。

勒龐的烏合之眾系指由于某種原因臨時聚集起來的人群。他們相互不認識﹐但需要統一行動。他們萬眾一心﹐盲從臨時領導﹐聽從暗示與流言﹐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主義與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因而也具有破壞力。作者曾專門論述二級社會的類神世界效應﹐對初來乍到的人有神使鬼差的效果。[3] 這也與一萬年前社區突然擴大而導致的雙相腦人精神病(bicameralism)現象相似。英文單詞﹐bicameralism，原指西方議會的兩院制，而西方兩院雖有上下之分﹐卻討論同樣的問題﹐說同樣的語言﹐不能表達兩級社會的差異﹐作者這裡暫譯為雙相腦人。當然﹐使烏合之眾聚集的原因也可以理解成一種社會權力。

中國文化大革命由政府來終止﹐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範圍內推行過所謂全面否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強調所有參加文革的人都是錯的﹐不同派別沒有對錯之分。我認為自己經歷了一場典型的文化革命﹐前後二十余年﹐因為眾多不明真相的人參預﹐有的人至今仍在繼續以往言行﹐這場微型文革只有由受害者本人來終止﹐此文系作者近年來諸多努力之一。希望讀者也採取類似態度﹕不以對錯之分來對待參預的個人﹐所以這裡引用的言語行為一概歸功於這一兩級社會之間的鴻溝效應。作者鄭重聲明﹕我這裡以文學創作的心態描述自己的經歷﹐更沒有查證核實﹐希望讀者不要對號入座與按號找人﹐不聽這一勸告者﹐後果由自己負責﹐與本書作者無關。

四﹑我所看到的奇形怪狀的西洋景

說了上面這些話後﹐我在此說明﹕下文使用受害者與种族歧視/漢奸行為等字眼完全是為了敘述的方便﹐也為了使讀者感受社會權力介入的力度﹐並不提示有種族歧視者與漢奸存在。

在受害者本人与其老板的老板的老板﹐這一個四層次的社會結构中，具有上面提到的六對與一個混淆。這裡再加一個關鍵﹐即在中間層次有一個把柄握在上級白人手中的中國人﹐而這一結構的最高層﹐包括第四層以及以上諸層次﹐是一個或幾個歐(洲)裔男人。這一种族歧視/漢奸行為相結合(以下簡稱這一結合) 致使受害者家庭受累，頗似文革對某些家庭的攻擊﹐並造成一連串嚴重損害少數族裔而不得伸張的事件，又有不斷重复与擴大而無人制止的特點。我老闆的老板的老闆對我說，“某某(中國人)的名字似乎大大惊動了(have alarmed) 你”；“你說沒說，我們偏愛北美白人(Northern American whites)。”這說明這一特定社會結构有自我复制的內在能力。

科室僅有的一位老職員(the senior staff) 對我說﹕醫院將原來給我安排的面試日期給了這位中國人﹐系(Department)裡則說是為了照顧我。此人面試後﹐醫院出現迫使我放棄面試的輿論壓力﹐而在另一城市工作的妻子被給予回家探親的機會。我堅決要求面試﹐根據我記憶﹕在我為期兩天的面試期間﹐妻子正在回中國的飛機上。這無非向我暗示﹕我們有攻擊你家庭的能力與技巧。我如此麻木﹐致使面試全面成功﹐以至醫院內外很多人以為我走馬上任了﹐要科室同事在電話上大聲向對方喊﹕“他不負責(He is not in charge)”。多年後﹐這位中國人私下用英文對我說﹕“這個位置是你的﹐我從你手裡拿過來(This position is yours, and I took it from you)。”這說明﹐這一特定社會結构的自我复制的內在能力具有壓倒一切而不可抗拒的強勢﹕做事根本用不著通知你﹐你也無從阻止﹐因為那強勢來自不同層次。

退休后，我给医院写信说﹕十七年后，你们还欠我一封通知我那次工作申请(与面试)结果的回复信函。

這里沒有必要詳細介紹我多年來所看到的奇形怪狀的西洋景，因為它与中國文化大革命十分相似。這是一個加拿大式微型文化大革命：參預人員充其量在千人這一數量級，甚至可能僅僅數百人，不過分布在不同國家而已。在我休病假的兩年半時間裡﹐偶爾也與其他白人一樣﹐使用政府提供的各種服務部門。在前後接待我的一二十個接待人員中﹐我至少碰到兩三個知道我私人故事並持有偏見﹐在一個三四十萬的城市隨機碰到這種情況可見傳播範圍之廣﹔同時我也被權威人士通知﹕對我來說﹐這個城市所有醫生與律師都是不可信的﹐我需要走出這個城市。幸好這些權威人士不知道我這一事件是在國際間進行的﹐否則他們會對我說﹕“對你來說﹐這個地球上所有醫生與律師都是不可信的﹐你需要走出這個地球。”

儘管如此﹐我沒有把那兩三個接待人員算在參預人員之內﹐因為我沒有他們有所行動的證據。

在外人看來，中國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患了集体精神病。中國文化大革命同樣混淆了原初社會与二級社會的界限，各种社會權力与社會利益追逐者們同樣巧妙地利用了上面提到六對不同的人与事物：社會与家庭、男人与婦女、西方与中國人、成人与儿童(包括年輕人)、世俗与宗教、藝術，以及專業人員与行政管理人員。不過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与中國人”具体指：主導思想馬列主義來自西方；文革對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叛徒、漢奸等均指向西方文化。

一位中年男人，沒有任何精神异常，卻一個人袒露他那遼闊的胸脯，將一枚又一枚的毛主席像紀念章別入他的胸部肌肉里。眾人看到的是一胸脯的紀念章与后面的鮮血与傷痕。一位親眼目睹的同事，多次向我講述此事。他每次講時，差不多是同樣的几句話，而后是同樣的沉思与茫然。他多年來無法擺脫的一幅景象：那血跡斑斑的一胸紀念章似乎永遠懸挂在他面前。

与此類似，加拿大一位五十多歲兼大學教授的醫院實驗室主任對我用英文說，“你有沒有(在電視上)看過審判犯人的場面。那個法官(說話者提起雙手，比划法官的闊大，自己也同時擺出法官的架式)，他就是那個真正的殺人犯。那個被審判的，將要被監禁与處死的人，是一個和你一樣的無辜好人。(意思為：殺人犯做法官，審判自己犯下的殺人案，找一個無辜好人來處死。)” 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又說，“几百個無辜人命算什么？為什么要殺無辜的人？就是因為他們無辜。無辜正是(被殺)原因。 所有政府都殺無辜的人。美國政府就殺死無辜學生。政府就是(專門)為殺無辜的人而設立的。(意思為：有罪的人不能殺，專殺無辜的人，才能使社會穩定。)”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無法擺脫那些話，它時時響在我的耳邊。

以兩級社會理論看來﹐他們的異常行為與言論不過是兩級社會之間鴻溝使然﹐他們的言行似乎情感化﹑情緒化﹐但既非原初社會的美學﹐也非二級社會的理性﹐而是一半漢字﹑一半文章的不倫不類。

五﹑鴻溝效應一﹕前後十二次重複

第一個受害者是一個中年印度婦女，她在另一個城市做了三年的博士后，來這一結合處工作。半年后便被整得只知道整天坐在實驗室里哭的程度，需要与她老板同時去看(心理)醫生，最后被送回印度。這一為期半年的殘酷過程在我身上至少重复四次之多，并一次比一次嚴重。另有兩次典型度略差的重复，外加五次小型重複。即包括那個印度婦女在內﹐在十來年時間內﹐即有十二次重複﹐發生在三個工作單位﹐三個人身上﹕這就是鴻溝效應存在的直接證據。小型重複系指專業人員在同一背景與類似社會境遇下背叛自己專業知識來迎合權力。

因長年半夜騷擾電話等原因﹐家庭醫生給我開了半個月的病假條﹐此後即無法回去工作﹐病休兩年多。在這期間﹐醫院手握權力的 1)歐裔男人們要通過 2)醫院僱用的醫生﹐再與 3)給我看病的醫生通訊﹐然後給 4)我診斷治療﹐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上面講到的受害者老闆的老闆的老闆的四層社會結構﹐雖然不是嚴格的上下級關係。每個關鍵醫生給我看病﹑隨診時間也大致在半年左右﹐但不同醫生之間有間隔與重疊的時間。

病休期間我一共前後看了四個白人醫生﹐四個華人與印度人醫務人員。二者恰成對比﹐是中國人說我半夜電話是幻聽﹐讓我病休期間找工作。等幾個月後﹐我開車去另一個城市看這位中國醫生時﹐他見面後就一臉不高興地說﹐“你為什麼來看我﹖你找到另外一個工作了嗎﹖” 我告訴他﹐我先後找到兩份義務工作位置﹐並全都順利通過面試。結果僱主在一兩個月後反悔﹕他們並不明言拒絕﹐只是不再回信﹐使之不了了之。我猜測﹕他們最後跟我所在醫院聯繫時﹐我的醫院不支持他們僱用我。根據我的記憶﹕我還對他說﹐“告訴你要我找工作的是我醫院的人﹔告訴那兩個僱主即使不要工資也不要僱用我的也是我們醫院的人。他們是不同的人(我沒有說﹕根據鴻溝效應推測﹐這二者應該一個是白人﹐一個是中國人)。” 這位中國醫生僅僅驚訝得倒吸了一口氣﹐就站起來走了。我一個人被甩在那裡﹐只能回家。此後三個月﹐我的家庭醫生與我的醫院不斷給這位中國醫生去電話與電子郵件索取診斷報告﹐這位醫生既不接電話﹐也不回答電子郵件。 顯然醫院領導通過醫院的白人醫生與中國醫生護士講了不同的話﹐說明上四層社會結構裡﹐中間階層裡華人的有無是關鍵。

當我認識到這一問題以後﹐恰巧輪到保險公司出錢僱醫生給我看病﹐我提出一個書面要求﹕在給我看病的醫護人員中﹐華人比率不得超過加拿大人口中的華人比率﹐否則有種族歧視之嫌。病休期間我的收入由保險公司付﹐所以他們一直處心積慮地催促我回去上班﹐不知他們對這次給我看病的白人醫生說了什麼話﹐使他如此為難﹕他寫了十六開紙整整十九頁的報告﹐婉轉告誡我不要回去上班。這位醫生的職業道德深深打動了我﹐使我終生難忘。另三位白人醫生說﹐我沒有病﹐是醫院在玩弄政治手腕(playing politics on you)﹐他們會儘量幫助我的。一位醫生自告奮勇﹐為我通報消息﹐告訴我他從醫院聽到的有關我的消息。我從他那裡得知﹐不讓我回去上班的既非科室﹐也非系裡﹐而是醫院。

我在中國醫院工作十余年﹐直接打過交道的醫生不下數十個之多﹐他們全部像在病休期間給我看病的白人醫生一樣﹕遠離社會糾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他們不忘做出抵制社會權力的微小姿態以標榜自己的價值。

我猜想﹐在這一結合的威力下﹐那些中國醫護人員可能觉得﹕這是社會權力要辦的事﹐用不著告訴病人﹐在他病歷上隨便寫幾句﹐說他半夜電話是幻聽就行了。出了問題﹐有社會權力來處理﹐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在我們最多不過是誤診與工作疏忽罷了。而那白人醫生要挑戰社會權力﹐才用十九頁紙來羅列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理由。

六﹑鴻溝效應二﹕從一件事來看涉及的廣度

如果上面提到的十二次重複是時間上的﹐下面講述其中一件事來展示空間上的廣度。在我離開僱用我的第一個醫院時﹐我主動放棄追究被非法開除的權益﹐以換取他們不用自己的社會影響力繼續跟蹤迫害我。他們全然答應﹐前後有五六個人來安慰我﹐要我放心﹐不用擔心以後的事。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仍然相信他們的真誠。他們對兩級社會之間的鴻溝沒有足夠的認識﹐那畢竟是少見的事。

幾年後﹐當我確認他們沒有遵循他們的口頭允諾之後﹐寫信要他們賠我兩萬七千加元。一個多月後﹐我即開始半夜接到騷擾電話﹐持續八年之久。在開始接到半夜電話幾個月之後﹐我即進入職業考試的準備期。我與我妻子當時在相距一千多裡地的兩個城市工作﹕一個在醫院﹐一個在旅店。一個同步開除我們的計劃開始醞釀。我是在擁擠喧鬧的醫院食堂裡聽到遠處有人講到我的名字﹐說﹐“他即將被開除。他不會來這裡很久了。”

因為心存不安﹐多年來﹐我工作特別努力認真﹐以至驚動了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這位大人物親口對我說﹐“你是那一幫人中最好的一個。你工作非常賣力氣 (You are the best in that group, and you work hard) 。”

在這個同步開除計劃啟動時﹐我卻接到一封讓我限期改進工作質量的正式警告信函。按正常運轉速度﹐我將在三四個月內被開除。我問“工作質量”何指﹐是否與我老板的老板的老板的話衝突﹐沒有人回答我。在六七個人參加的醫院聽證會上﹐等醫院各級領導到齊後﹐我被告知﹕除我以外的所有人要到會議室旁另一個房間有話說。我一個人坐在那裡﹐左等右等﹐最後總算把他們等回來了﹕相當醫院副院長的一位最高領導卻宣佈散會。幾天之後﹐我接到一封醫院支持科室意見的正式信函。

讀着這封措辭強硬而語句簡單的信﹐我才恍然大悟﹕這一開除計劃在半年前就已安排就緒了﹐並獲得醫院各級領導的支持。那時科室突然將所有人員分成兩人一對的組合﹐用以互相檢查報告書寫中的無關緊要的小錯誤﹐諸如拼寫錯誤等。與我組合的一位顯然是精心挑選而負有使命的。我作了詳細記錄﹐是她的錯誤比我的要多得多。但她卻將我兩份報告草稿直接上交﹐用作開除我的依據。我帶着她比我多得多的錯誤記錄以及旁證材料到醫院聽證會。醫院當然不准我講話﹐以免尷尬局面。只要我沒有講話的機會﹐開除就可以按原計劃進行。

正在絕望中等待被開除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天﹐我的老闆被解僱了。這一解僱在下午宣佈。如同國王突然倒臺時的國人反應一樣﹐我的科室立即決定晚上開慶祝會。我是唯一一個人被告知﹕“你不要來(You are not coming)﹗” 晚上﹐在家裡遙想同事們如何狂歡的我﹐接到妻子的電話﹐哭訴她如何突然被開除。我這時才回憶起﹐妻子被開除過程也是四個月前因一次非同尋常的吵架而啟動的﹐與我的開除過程很可能在同一天啟動。等我第二天上班時﹐告訴科室同事﹕“我妻子昨天也被開除了。”我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毫無表情的沉默。我的解釋是﹕他們事先知道我妻子的被開除。本來是準備同一天開除我與我妻子的﹐我老闆沒有把事辦好﹐才臨時更改計劃﹕由她來代替我。

與我的開除一樣﹐我妻子的開除也是因為日常發生的小問題﹐這樣才有可能預先安排開除時間。我妻子被開除後﹐到政府僱用中心(Employment Centre)申請失業金﹐那裡的人聽我妻子哭訴後﹐大為震驚﹐氣憤地說﹐“怎麼能因為兩根蠟燭來開除一個人呢﹖難道一個人都不值兩根蠟燭錢嗎﹖(政府僱用)我們在這裡就是要管這種事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位醫務人員外﹐這第五位背叛專業知識而迎合社會權力的人是一為華人律師﹐他極盡欺詐威脅之能事﹐迫使我妻子撤回失業金申請﹐以免政府調查此事。

警察局讓我一一詢問﹐“在過去幾年裡﹐你有沒有在半夜給我打過電話﹖”我這才打電話給我被解僱的前老闆﹐聽了我的問題後﹐她馬上笑着說﹐“你怎麼就認為我沒有更好的事來干呢(Why you think I do not have anything better to do)﹖”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在電話上與她共同回憶過去的事﹐她對我妻子被開除以及半夜騷擾電話並不知情﹐她說﹕“我是執行命令(來開除你的)。”據我理解﹕我老闆被上級與下級同時矇騙了。這種矇騙可沒有具體人負責﹐因為也可能是一種相互間的誤解。其實我這裡敘說 的整個事件的開頭可能僅僅是﹕基於一時性錯誤印象﹐一個女性積極推行她的男性老闆的似是而非的願望而已﹐也正是鴻溝效應的威力﹐相當杰尼斯雙相腦人在三千年前聽到神的聲音﹐執行神的命令。

這個伴有半夜騷扰電話的同步開除事件被壓擠在我專業考試前的四個月之內。我考試結果：一科通過，另一科得六十五分﹐而我知道的唯一一個通過分數是七十二分。所以我可能僅差一兩分沒有通過。另一方面﹐我能考六十五分也足見我當時麻木到何种程度﹐也說明一個正常人掉到原初社會與二級社會之間的鴻溝裡﹐短時間內是不會明白自己的處境的。事後﹐我立即給位於美國的醫學職業協會總部寫信﹐說﹕我是加拿大與美國兩家協會鬧矛盾的犧牲品﹐如果我在美國﹐就絕不會發生半夜骚扰電話與夫妻倆要同時被開除的事。

在這個相隔一千余裡的同步開除事件進行期間﹐生活在一個精神病式的喧囂鬧劇中的我﹐開始採取措施防止被殺。後來醫院的歐裔大男人們譏笑我的行為。在他們看來﹐只有在以宣佈散會而隆重開幕的醫院高規格會議上﹐能抑制內心深處的滑稽感而不露一絲笑容﹐才閃爍着理性的光芒。

七﹑為期八年的半夜騷擾電話

在我病休期間﹐我曾給醫院安全部門寫信說﹕在過去的四年零七個月中﹐我接到無數半夜騷擾電話﹐根據統計學分析﹕這些電話為醫院僱員所為的可能性是: 99.999…%, 其誤差率小于十億分之一。因為我匿名提到一個人﹐所以加了一段話﹕“為避免事態的進一步複雜化﹐也與所有人都是好人﹑只是行為方式不同的個人觀點一致﹐如果您發現任何醫院僱員涉及那些半夜電話﹐我感激您的﹐也同時信任您的謹慎處理。”

被我匿名提到的那個人與我無冤無仇﹐平時相處至少不比其他人差。此人不辭辛苦﹐數年如一日的半夜打電話﹐她半夜困苦程度比我這半夜接電話的人未必好些。此人開始打騷擾電話﹐顯然與我向前僱主醫院索要兩萬七千加元有關。當時她是一位臨時工。大概作為她半夜打電話的報償﹐科室要解僱僅有的另一個中國人來給她創造長期工作位置﹐被醫院駁回﹐說醫院沒有解僱長期工來給臨時工創造位置的先例。下面才是同步開除我與妻子的計劃。等我老闆被意外解僱﹐此人即得到了長期位置。此後仍堅持打電話數年之久﹐乃是執行這一結合的意圖。我曾給政府部門寫信說﹐“除了醫院以外﹐沒有任何人有給我半夜打四五年騷擾電話的個人興趣與需要。”

不幸得很﹐這位被我匿名提到的人在三兩個月內離開了加拿大﹐然後醫院召開有我參加的幾方聯席會議簽署各種條件﹐以讓我回去上班。這些條件包括我不得與我老闆的老闆(未標出人名字﹐但當時為中國人)說話﹐一旦說話﹐我將自動被解僱。這以後﹐半夜電話大增﹐並有死亡威脅。他們同樣是執行這一結合的意圖﹐所以當受害者的老闆的老闆的老闆這一四層社會結構中的中間華人離去後﹐半夜電話才最終停止。 在無音訊可通的當下﹐我只能于此在中國的蒼天與西方上帝面前﹐為那些被這一結合所驅使的人們祈福﹐尤其為那些不得不離開加拿大而背井離鄉的人祈福﹐也為掉在鴻溝裡的所有同仁祈福﹐不管他們處在何位置﹐在這個微型文化革命中屬於哪個派別。作者也希望鴻溝的同仁們能像作者這樣將自己經歷實事求是地講出來﹐要堅決抵制捏造事實以詆毀他人的做法﹐這樣才能剔除誤解與信息的誤傳﹐才能共同湊成一個真實完整的故事﹐以給類似經歷的后人作借鑒。最後﹐作者有一個良好而正當的私人願望﹕這樣才有可能最終消滅那些因誤解與信息誤傳而產生的流言與不必要的行動。作為后人借鑒﹐平心而論﹕半夜騷擾電話不得超過兩年﹐文化革命不得超過十年﹐對一個家庭的攻擊也不得超過兩年﹐否則像中國文革初期打人一樣﹐人早就給打死了﹐不知道﹐還日夜不停地打。

接了一年多半夜騷擾電話後，我就形成半夜醒來不能再入睡的習慣，終生不變。後來工作，我要上下午各上一次班，中午回家睡午覺。二十年來，我們家庭成了電影《歸來》的加拿大現實生活版，患的不是失憶症，而是成了上百人集體精神病的靶子與出氣筒。這也包括至今存在的流言，以議論我家是非為幌子，通過相互配合與前後迭加而達到挑撥家庭關係的目的。兩個以上流言加起來而起作用，這樣才使流言傳播者本人不知道而不負責任。多年來，我查閱了很多有關書籍才認識到﹕這是以對我們家庭的深入了解與深厚的心理學知識為前提的，可見設計者用心之良苦。可憐天下父母心，在我是深深愧疚，我在此飽含熱淚地為類似遭遇的後人乞求與呼號﹕在頭兩年內把受害者殺死，或者逼迫他在開始兩年內自殺，不能光說不幹。受害者們理應願意用自己的死來換取他家庭其餘人的正常生活，一個普普通通人家的生活。 這八年半夜騷擾電話﹐在開始的五年是無聲的﹐在凌晨一點到五點之間。被電話鈴聲驚醒的我去接電話﹐對方無論如何不說話﹐我放下電話後﹐對方半個小時後又打過來﹐如果我不接的話﹐這電話鈴可以響上半個小時之久。我一夜可以接到四五次這樣的電話。後三年半夜電話﹐對方說話。從說話聲音推測﹐前後至少有二三十人半夜給我打騷擾電話﹐全部是年輕男人與婦女。即符合上面第二節提到的﹕“行動與損害的承擔者大多來自上六對人與事物的後者”。這些給我打騷擾電話的人是白人﹐我至今不明白﹕為何要白人打電話﹐然後讓不知情的中國人說那電話是幻聽﹔為什麼要中國律師來阻止政府對開除事件的調查。 這鴻溝里發生的事不是正常人所能懂的。

退休後﹐我跟很多加拿大白人說起這些半夜騷擾電話的事﹐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他們曾接到過半夜電話。只有一個人說﹐他女朋友有時半夜給他打電話。所以他們都感到十分驚訝﹐而願聽取我的解釋﹐如何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猜測說﹐有人付了錢﹕一個電話給二十加元﹐一夜五個電話掙到一百元﹐雖然不多﹐也就夠一天花銷了。如果電話上說一句﹕“我們要殺死你(We are going to kill you)﹗”就可以得到二百加元的報酬。我也同時推測﹕兩個城市各花了一百萬加元來推動文革。但大數額款可能落入兩三個人手中﹐像中國文革一樣﹐得益者是極少數。不要忘掉﹐這僅僅是我的猜測﹐也是常人眼光下的推測。

八﹑ 漏看中華文明特殊性的社會分類有歐洲中心論之嫌

馬克思主義著眼社會經濟，將人類社會分為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与共產主義社會五個階段；摩爾根著眼技術層次，把人類社會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社會階段，分別代表火、農業与文字發明。作者閱讀网上維基百科“社會文化進化(sociocultural evolution)”條目，上面羅列各种類似社會分類數十种之多，留下這樣一個足以使我沉思多年的印象：這些社會分類的作者們沒有一個是中國人，而他們大多以西方眼界來看待世界，有明顯的歐洲中心論傾向。其實這也難免，歐洲自文藝复興以來，經歷了宗教革命、工業革命、哲學革命、科學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變革，無論是社會，還是人的思想意識，都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而這一系列重大變革又伴有不斷升級的戰爭，直到兩次世界大戰，把世界六大洲全部帶到今天這個以歐洲文明為主導的所謂現代化的世界中。這樣看來，社會分類學者們多為西方人，持西方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有幸多年生活 在加拿大這樣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的國家。加拿大的南鄰是資本主義世界的旗頭艦﹐美國。加拿大卻被很多人稱為半社會主義國家。我學醫的女兒在醫院裡聽人說﹕世界上只有三個全民醫療的國家﹐即古巴﹑北朝鮮﹐與加拿大。有幾個香港人對我說﹕他們來加拿大是為了逃脫共產黨﹐來後才知道﹕這裡更共產黨(化)。加拿大醫院職工鐵飯碗程度絕不比中國醫院差些。加拿大有數百萬的法國人﹐法國人以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式的浪漫著稱﹐而加拿大卻與以保守﹑世故著稱的英國人攀親﹐以伊麗莎白女王陛下臣民為榮。我生活城市的附近還有原居民印第安人保護區﹐更有拒絕一切現代科技而堅持牛馬耕地的阿米什(Amish)人村落﹐每當我訪問他們駐地時﹐我就想到孔子時代中國農民的生活。當然﹐加拿大還有一百多萬中國人。很湊巧﹐我長年在醫院工作﹕大醫院的病人可是無所不包的﹐那些拒絕現代化而與世隔絕的人們﹐一旦生病﹐也得來醫院。記得﹐我年輕時在協和醫院讀書﹐一位同學深有所悟地說﹐FONT>“協和醫院就是大觀園﹐要把協和醫院當作一部紅樓夢來讀。”我所在加拿大醫院的一位資深領導干脆對我說﹐“醫院就是一座小城市﹐什麼事都可以發生。”

加拿大的多文化傳統搞得如火如荼﹐以至於有人要出來反對了。我就參加過這樣一個演講會﹐演講者說﹕我們的文化只有一個﹐這就是﹕民主﹑自由﹐與人權。他舉某些伊斯蘭信徒歧視婦女的行為說﹐我們絕不能容忍任何人以多文化作借口來侵犯他人的權利與自由。我當時做好準備﹕如果他提到孔子“唯小人與女人難養”的話﹐我要站起來指出他的誤解﹐說﹕孔子仁學最富有婦女視角﹐是最講自由平等的。可惜﹐他後來沒有提到任何中國文化的事。他的演講卻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是可以被利用的。半社會主義醫院的鐵飯碗加上各種不同文化的交織﹐我的加拿大微型文化革命經歷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中東地區，与西方不斷鬧沖突的阿拉伯世界，信仰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和猶太教、基督教信仰同一個上帝，有著相同的起源。古印度文明早期与中東文明海上來往頻繁，就連西方思想重要淵源的古希臘也受了印度思想影響。獨立發展而又能与西方文明比肩抗衡的只有一個中華文明。雖然在西方人眼中，中東、印度等都屬于東方，很多西方學者心目中的東西方一語指的僅僅是中西文明差异而已。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那些維基百科“社會文化進化”條目中的社會分類學者們，他們之中有几個對中國遠古文明具有全面深刻了解而非粗疏印象呢？他們中又有几個人通覽過中國先秦文獻而對中華遠古史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呢？恐怕一個也沒有。這樣看來，作者在加拿大醫院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由于一個特殊的人生境遇﹐重新思考東西方社會時﹐提出一個遺傳編碼的原初社會与人造二級社會這樣一個全新社會分級問題，完全沖出維基百科“社會文化進化”條目中所有社會分類學者的眼界，也同樣不足為奇了。

九﹑福山的歷史終結說與兩級社會理論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人福山 (Francis Fukuyamam，1952-) 在美國提出“歷史的終結”這一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种統治形式”。[6,7] 從兩級社會理論看來，西方民主制不過是人類掉到原初社會与二級社會之間的鴻溝里一种掙扎与自我調整而已，最后的理想社會應与人体管理上百万億細胞相似，分成上下隔离的層次，除了平衡反饋机制外，并無任何意義上的管理，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

現在﹐醫生用電腦協助他們診斷與處理病人。作者曾寫到﹐“如果讓訓練有素的國家管理人員使用大型電腦來管理國家與社會的話，決策的選擇要快而省錢。國民的意願同時可輸入電腦，一併予以考慮。這樣的系統也就更像人體對自身細胞、組織與生理生化的管理系統”。[8﹐3] 開始時﹐這些專業化的國家管理人員像醫生一樣﹐使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行使國家管理職責。當一切安排就緒後﹐這些人員僅僅管理全國的電腦系統就可以了。這期間要大力發展社區的多樣化﹐建立眾多的不同文化與價值系統﹐以體現二級社會的多方向﹑多形式。公民有在這些不同社區之間選擇與進出的自由。公民們在這些社區活動的數據﹕包括各項社會活動的參預人數﹐以及用錄音攝像分析的公民情感與意向數據等﹐輸入國家統一的電腦系統﹐來進行平衡與反饋。這樣的電腦管理系統最終要代替工業與服務行業公司﹐所以這些話離目前社會現實還遠得很。

一次，在一個除我之外全部是白人的小型會議上，我說：“有人說，如果人人都象美國人一樣生活，我們需要五個地球，現在地球只能容納十五億人左右，而以目前速度計算，地球人口可望近期達到七十五億，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為六十億。”我接著說，我們應當慶幸的是：有了聯合國從中協調，世界局勢變了，我們用不著再經歷第三次世界大戰了。令我至今難以忘怀的是：十來個白人一致反對我的看法，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要打。他們的理由很簡單：否則那多余的六十億人到哪里去？這樣看來，普普通通的純种白人比像福山那樣的日裔美國學者更能看清西方民主政治的方向与前途。在他們看來，即使在民主政治下，整個社會的走向既非普通人的良好愿望所能左右，也非少數領導人与他們的政治集團所左右。

十﹑最後回到自己發現﹕孔子就在我們心底深處

在這個小型會議上﹐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沒有感受到六十億人處置問題的背後力量呢﹖為什麼只有我一個人囿于似是而非的良好願望而至今還有點執迷不悟呢﹖以此推測﹕在上面提到的六對人和事物中﹐我無疑比別人更接近後者。這背後的原因何在呢﹖中西這一對中﹐他們是前者﹐我是後者﹔但我是唯一學習自然科學出身的人﹐他們又都比我有着更濃厚的宗教意識﹐並且多數人為婦女。唯一讓我沉思良久的是藝術﹐尤其是人文精神濃重的文學﹐才使人難以抑制不忍之心。在上初中時﹐我開始離家在學校住﹐也是從中國農村的准原初社會進入二級社會的關鍵時刻。記得﹐在初中一年級的六十位同學中﹐我是唯一一位在全年學生作文中全部得五分的人﹐而每星期一次作文﹐一年要有四十余篇。

按今天海外華僑家庭中孩子學文科不好找工作的理念﹐我後來學醫﹐完全用不著初一時在文學作文上下功夫。按今天西方白人家庭中讓孩子學他們喜歡的東西﹐將來生計問題由社會考慮﹐我又沒有一絲一毫的偏愛文科的愛好﹐因為我也同樣喜好理科。我的錯誤是﹕既沒有按華人家庭思路﹐把文科精力轉移到理科來﹐也沒有按白人家庭的思路﹐把文科精力用一些在個人愛好與玩耍上。我想到小學時老校長﹐他留下我至今記憶猶新的話﹕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這句話一定在我中學年代的潛意識層次佔據了過多的地位才導致我在中學文學上傻賣力氣。疼愛我的父母就沒有對我講過類似的話﹐我猜想他們面對着自己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不忍心這樣講。

如果那時的中國小學教師也學點老子﹑孔子的無為而治思想﹐了解二級社會的複雜性與不可操縱性﹐傻賣力氣未必是好事﹐或者他們還要向貪玩的學生學習呢。如果我像白人孩子那樣﹐沿着道家推崇兒童天性思路﹐從小就追求個人愛好與玩耍﹐我初中一年級的作文就不會全部是五分了﹐而初一作文全部五分肯定是我過去二十余年遭遇中的關鍵促成因素之一。二級社會如此繁複與不可操縱﹐想到自己幼年的單純與幼稚﹐不僅內心深處一痛﹐嘆道﹕少小胡努力﹐老大徒傷悲﹗

人造二級社會有迫使人性異化的力量﹐使不識字的中國農村婦女也感到這種壓力﹐說﹕人心是肉長的﹗這與孔子的仁學講“仁者人也”並無什麼區別﹕在強大人性異化的潮流面前呼喊﹕我們是人﹗在上面講的六對人與事物中﹐後者更接近原初社會﹐也更接近沒有異化的天然之人﹐作者經歷的鴻溝效應摧殘的正是人心上的肉﹐ 也是孔子的仁愛之心。本書《結語》部份強調﹐孔子仁學首先不在學者的闡釋中﹐而在那些大字不識一個的普通人的心中。像作者的鴻溝經歷一樣﹐那些普通人的心上有血也有淚﹐但我們可以從那血的色彩中與淚的閃爍中﹐看到人性的美好與魅力﹐也了解到孔子仁學的真意。

文獻

[1]David L. Hall & Roger T. Ames (1987):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Li, You-Sheng(2010)﹕The Ancient Chinese Super State of Primary Societies. Bloomington, USA: Author House. p190.

[3] 李柚聲(2006)﹕中華道學的一個新解釋。加拿大﹐倫敦﹕道學康復中心。第 272-3﹐335﹐363﹐54頁。

[4] Julian Jaynes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Mifflin.

[5] Julian Jaynes (1986): Consciousness and the Voices of the Mind, Canadian Psychology, April 1986, Vol. 27(2).

[6]Francis Fukuyama (1989):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7]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8] You-Sheng Li (2005):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aoist philosophy: an anthropological/psychological view. Canada, London,: Taoist Recovery Centre.